气候变化令美国树种西迁

  生态学家们早就预测到气候变化会使植物和动物向北并朝着极地的方向运动,以期寻找熟悉的温度。这种运动已经越来越多地在世界各地得到证实。然而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改变降雨模式可能会驱动一些在美国东部生长的树种向西部迁移,而不是向北。   美国珀杜大学森林研究专家费松林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5月17日出版的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析了美国林业局1980年至2015年间的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发现不同树种对气候变化有不同响应,有一些树种对气温变化敏感,但更多树种对降水变化更敏感。   费松林表示:“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意外。”他说,这项研究表明,在短期内,树木对水分供应变化的响应大于对温度变化的响应。   据新华社报道,具体而言,过去30多年里,美国东南部降水减少,中西部降水增多,结果橡树、枫树和核桃树等对降水敏感的落叶阔叶树种向西迁移。冷杉、云杉与松树等常绿针叶树种对气温变化更敏感,这些树种依然像此前预测的那样向北迁移。总体上,在考虑气候变化对树种迁移造成的近期影响时,降水比气温的影响更为显著。   费松林表示,与此前许多气候变化研究不一样的是,他们不是利用模型预测未来,而是基于真实数据研究气候变化对森林已造成的实际影响,他们的成果凸显降水变化对树种影响的重要性,未来可能有必要对降水变化进行更多的跟踪与预测。   费松林表示,森林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如生产林木、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和增加就业机会等。这项研究对人工造林时选择新的树种以更好地适应将来的气候变化有指导意义。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树木生理学家Leander Love-Anderegg认为,这项研究承认存在这些潜在的混杂变量。Love-Anderegg表示:“研究人员指出,在美国东部地区,从森林老化和火灾扑救的效应中梳理出与气候有关的森林变化,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Love-Anderegg说,无论是否完全理解其中的机制,摸清森林的运动趋势将有助于对森林的管理。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变化迅速发生的时代。为了避免这些变化带来的一些更激烈和更负面的影响——例如暴发大规模森林火灾和巨大虫灾,我们都有兴趣在这些灾难发生之前尝试预测相关的改变。”   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森林将不同于10年、20年或30年后的森林。   费松林说:“如果你认为这些物种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那么问题是,这个家庭会分裂,还是会一起旅行?”他表示:“我们可能正在谈论这些家庭的分裂。”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7-05-22 11:01:22

报告称2050年全球粮食将不够吃 人口或...

  英媒称,随着全球人口持续增加,人类正缓慢地耗尽资源。到本世纪中叶,人口或许会多到粮食不够吃。   据英国《每日快报》网站5月14日报道,专家认为,到本世纪中叶,全球人口将达到90亿,届时粮食供应将无法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乐施会发布的报告称,到2030年,主食的价格将大幅攀升,玉米和大米的价格将分别攀升180%和130%。   乐施会高级气候顾问罗伯特·贝利说:“必须改变粮食系统。到2050年,地球上将有90亿人,届时粮食需求将上升70%。”    贝利说:“尽管存在粮食产量增长停滞、水资源日益缺乏以及围绕土地的竞争日趋激烈等问题,这一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农业也必须迅速适应逐渐变化的气候,并大幅减少碳足迹。”   随着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粮食价格将继续上涨,从而导致世界各地的饥荒越来越多。   《即将到来的饥荒:全球粮食危机以及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它》一书的作者朱利安·克里布教授在书中警告说:“现在一系列不利因素令以可持续方式养活全人类成为我们最紧迫的任务,全世界忽视了这些因素,即便在经济和气候危机爆发之时也是如此。它(全球粮食危机)到来的速度甚至比气候变化还要快。”   全球丰收倡议组织(GHI)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   GHI执行主任玛格丽特·齐格勒说:“各国必须以更可持续的方式优先考虑农业和粮食种植。如果不从现在做起,我们将更快碰到问题,甚至到2030年就会碰到问题。”   齐格勒还说,未来必须饲养更多动物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而这将加剧气候变化。   她说:“如果我们不去学习如何利用等量甚至更少的资源来生产更多产品的话,我们将眼看着牲畜排放的甲烷水平上升。”   但乐施会报告的结论是,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报告说:“谢天谢地,需要作出的巨大改变已经在个人、组织和各类运动的带领下进行了,这些个人和组织把未来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文章来源:参考消息网)

2017-05-18 20:58:27

我国从玉米芯里"变出"石墨烯" 已量产...

  传统印象里石墨烯只能来源于石墨矿物质,现如今有一种新方法颠覆传统,我国专家利用从玉米芯中提取糠醛等物质后剩余的纤维素为原料制备了生物质石墨烯材料,同时还实现了批量生产,已创超亿元产值。近日,由黑龙江大学和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完成的“生物质石墨烯材料绿色宏量制备工艺”项目通过专家组鉴定,鉴定结果认为该项目在国际上首创从生物质中提取制备石墨烯材料的技术路径,方法绿色环保、成本低,生物质石墨烯材料质量高、导电性优异。 常规石墨烯材料生产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对石墨进行剥离,第二种是对天然气、甲烷等进行化学气相沉积,第三种是氧化石墨还原法。以上方法存在生产周期长、环境污染严重以及产能受限等问题。付宏刚教授带领的黑龙江大学功能无机材料化学实验室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他们独辟蹊径利用玉米芯里纤维素进行化学重组,从而合成生物质石墨烯材料。该团队通过“基团配位组装析碳法”实现了生物质石墨烯材料的宏量制备,同时还在研发利用玉米秸秆制备石墨烯的制备工艺。在2014年建立了世界上首条年产20吨的生物质石墨烯材料宏量制备生产线,并在2016年扩产至年产100吨。首创将生物质石墨烯材料应用于多种纤维复合并成功实现均匀分散,首次实现了生物质石墨烯材料的成果转化和石墨烯纤维制品的商业化。在我国,生物质中仅玉米芯的年产量就高达1亿吨,大部分集中于东北三省、山东省、河北省,年产100吨生物质石墨烯材料所支撑的产品线可带来产值3—5亿元。(来源:科技日报)

2017-05-18 20:55:25

南太平洋无人小岛塑料垃圾污染全球第一

央视网消息:一提到海岛,您可能会想到阳光、海水、沙滩等美景。但南太平洋偏远无人小岛——亨德森岛,却不是这番光景。科研人员最新发现,这座无人岛的沙滩上竟然散布着将近3800万件塑料垃圾,是世界上塑料垃圾污染密度最大的地方!

2017-05-18 20:52:34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加大海洋油气开采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重新评估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大西洋、太平洋和北极水域钻探禁令,以加大海洋油气开采力度。 特朗普在签署行政令时说,美国拥有丰富的海洋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但联邦政府不允许在外大陆架94%的区域进行油气勘探与生产活动,“这剥夺了我们国家数以千计的工作和数十亿美元的财富”,而他签署的行政令“开启了把离岸区域开放给创造就业的能源勘探活动的进程”。 按照这份名为“执行美国优先离岸能源战略”的行政令,美国内政部将重新评估并修改奥巴马政府制订的2017年至2022年外大陆架油气发展计划,包括取消奥巴马离任前颁布的北极部分地区永久性禁止油气钻探的禁令。美国商务部则将停止设立或扩大海洋保护区,并重新评估过去10年设立或扩大的海洋保护区。 美国内政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外大陆架联邦租赁收入接近180亿美元,而2016年仅有约28亿美元。 环保组织以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为例批评这一行政令。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海洋保护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将使“肮脏而危险”的油气开采行业扩张进入大西洋、太平洋、北极和东墨西哥湾的新区域,“是个巨大、恶劣而愚蠢的错误”。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7-05-04 09:43:34

  【灼见】   作者:曲建升(中国科学院西部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   如何加强西部地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老问题。近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激发了西部地区依托科技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西部地区对科技贡献的期望陡增,人才短缺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来。那么,该如何让科技人才“西飞”?笔者建议用系统性思维来设计和推进西部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系统布局,从全国层面协调东西部人才。东部高待遇和高起点的科研条件对中西部科技人才具有巨大吸引力,而中西部多数省区或囿于科技需求不足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采取更有力的举措应对人才流失,人才流失的破窗效应也不断放大。在东西部差距显著存在的情况下,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对东西部人才流动的引导。可从两个方向入手:一是在鼓励人才合理流动并以最大限度发挥作用为原则的前提下,强化对创新单元创新性贡献的评价导向,取消以各类科技人才多寡论英雄的评价指标;二是不断加强“西部之光”等国家、部门和西部省区的西部人才计划,既加强培养、稳定本土优秀人才,也主动吸引东部科技人员到西部创新创业,并可结合西部科技布局需要,在现有国家人才计划体系中设立类似“国家西部学者”“西部访问学者”等项目,鼓励优秀人才到西部长期或阶段性工作。   优势拉动,构筑专门科技高地加强人才吸引。东西部的科技差距是总体性的,但西部在一些重要城市和一些具有特色或长期积累的科技领域,也不乏较高影响力的创新单元。西部省区市需要抓住后发优势,积极扶持优势科技创新领域快速发展,建立具有专门影响力的科技高地,不断扩大专门人才的“虹吸效应”,形成某一领域的科技人才高地,进而辐射带动相关产业部门和科技领域创新人才的后续跟进,最终建立以西部区域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活动为主体、西部各级政产学研联动为网络、东西部科技创新主体互动为支持的西部特色科技创新体系和具有吸引力的西部科技事业平台。   筑巢引凤,建设适合人才持续发展的软硬环境。这是西部地区做好人才工作的第一要务。首先,要对西部未来经济社会向好发展、东西部差距将加快缩小这一形势有准确判断,这是国家经济格局优化发展的内在必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科技工作者既是积极贡献者也将是当然的受惠者;其次,西部地区要结合本地科技创新的核心需求,聚焦打造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的专门化科技创新高地,以前沿的创新实践培养和锻炼人才,为科技人员提供施展才华的事业平台;再次,西部科技人才工作要破除“重引进、轻服务,重过程、轻贡献”的管理机制,更加注重面向效率与贡献的考核导向,积极营造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文环境;最后,西部地区过去近百年的发展中有着几代科技工作者的贡献,当代的西部科技工作者正为西部地区与全国的同步小康事业努力奋斗,这一人文情怀需要得到关注和发扬,并成为敞开胸怀广聚人才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动力。   总之,西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需要结合地区实际进行系统性规划和推进,除了建立自上而下、横向联动的协同机制之外,也需要兼顾从物质保障到价值实现的软硬件建设,从西部发展的暂时困难到未来发展的前景预期,进行统筹设计。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28日 10版)

  2015年9月,麦肯锡公司发布题为《增长:一个有竞争力的欧洲的循环经济愿景》的报告,对欧洲循环经济发展情况作了系统分析,并预估了在2030年之前欧洲居民在交通、食物和住房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占到欧洲60%的家庭支出和80%的资源利用)的增长需求,并就循环经济的实现路径和循环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欧洲经济迅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这部分归因于其不断提高的资源生产率(资源生产率是指国家、地区或企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量和资源环境消耗的实物量之间的比值)。本次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技术革命实现的循环经济将使欧洲的资源生产率在2030年前保持以每年高达3%的速率增长,带来的效益每年可达6000亿欧元,此外,还将产生近1.2万亿欧元的非资源效益和外部效益。按照欧洲当前的发展情景,到2030年,这相当于GDP增长7%,并将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欧洲的经济在一定时限内仍将属于资源依赖型经济。如何发展循环经济以有效地解决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和技术变革等问题是欧洲当前面临的难题。循环经济的支持者们认为,发展循环经济为欧洲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依赖和浪费,以及增加就业创造了重要的机遇。还有一些人认为,欧洲的很多公司已经抓住了大部分经济发展机遇来对资源进行回收、再制造和再利用,但要达到高水平的循环利用,将付出较大经济成本,而这些公司已经在与高资源价格作斗争了。   麦肯锡报告通过广泛的文案研究、超过150份的调研采访和利用多种经济模型模拟,就欧洲2030年前的循环经济发展机会、成本与效益进行了分析。其核心观点罗列如下,以供我国相关工作参考:   1、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欧洲利用废弃物的模式和效率并不完善。2012年,欧洲人均使用16吨的材料,60%的废弃物材料被填埋或焚烧,只有40%被回收或者再利用。就价值而言,欧洲损失了95%的物质材料价值和能量价值,而回收的不到5%。   2、到2030年,新一轮技术和商业模式的颠覆式革命可帮助欧洲提高资源生产率,并使交通、食物和住房3个部门的年度总成本降低9000亿欧元。   3、欧洲将整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新技术,并尽可能地注入实体经济。使得资源利用价值最大化。例如建立新的衡量城市基础设施利用率与产品的使用寿命的标准,更好的开展差异化的生产和利用。   4、报告所构建的循环经济效益模型发现,传统经济转向循环经济发展将为欧洲的经济带来更好的结果,并且到2030年每年可带来高达1.8万亿欧元的收益。   5、对欧洲经济而言,与当前的发展道路相比,循环经济将带来更大的福利、GDP和就业成果。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情景预计到2030年欧洲人均可支配收入将比传统经济模式下的情景高出1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高出7个百分点。   6、循环经济的发展将有益于环境,并提升竞争力和适应性。对交通、食物和住房三部门的预测研究发现,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降低近48%(按照当前经济模式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31%)。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降低近83%(按照当前经济模式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61%)。   7、向循环经济过渡需要相当高的成本,但如果管理得当,会为经济和产业复兴创造机遇。   报告也指出,如果欧洲想要加速向循环经济转变,需要在以下四方面开展工作。   1、欧洲范围内需要加强学习、开展研究,并把握发展机会;   2、发展可以保存资源价值的材料支撑产业——增强欧洲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要求;   3、在欧洲各国发起倡议,使循环经济商业机遇得以大规模实现;   4、发展新的治理体系,引导经济向高的资源生产率、就业率和竞争力方向迈进。   报告最后认为,当前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机。全球资源价格趋于缓和,这为纠正市场和监管的扭曲铺平了道路。虽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困难,但是循环经济的发展确实可以产生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2015年8月31日,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和气候变化经济与政策中心(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CCCEP)发布题为《巴黎及未来之路》(The Road to Paris and Beyond)的政策文件,指出有效的国际合作不仅能够使全球温度升高幅度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2℃的目标更容易实现,还能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因过往和当下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此外,有效的国际合作也有助于各国抓住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机遇和益处,争取实现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2015年年底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是取得上述目标的一个重要机会。   作为巴黎峰会的举办方,法国政府此次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巴黎气候联盟”。联盟的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达成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且具有法律效力的气候协定;各国就温室气体控制和减排做出承诺;加大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的金融和技术支持力度,同时保证国际社会与最脆弱国家的和谐团结;在既定的约束性承诺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议程”,以加速推进更高目标的发展计划。但是,无论是巴黎峰会,还是更加公平有效的长期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   该政策文件从以下两个方面概述了如何通过国际合作保证全球变暖不超过2℃:①成功的气候合作需要达成哪些共识;②气候变化行动和合作的关键目标、原则、政策和机制,以及如何将这些内容与巴黎气候峰会协议和相关努力措施联系起来。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人员对该政策文件中有关上述两方面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整理,以供领导参阅。   1 成功的气候合作需达成的共识   国际协议需要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因此,与会各方要明确了解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可能带来的机遇和益处。   (1)保证全球温度升高幅度不超过2℃,需要逐步削减全球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30年和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从当前的5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51 GtCO2e)分别下降到350亿吨和200亿吨,并最终在21世纪末争取实现接近零排放——如果届时的年排放量高于上述水平,就需要达到“净负排放”。   (2)近期对美国、欧盟和中国减排承诺的分析显示,如果上述三方能够履行承诺,那么2030年全球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显著低于目前的“常规情景”水平。尽管这听起来很乐观,但还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2030年的减排目标基准量(大约3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和各国提交巴黎协议的2030年减排总预算之间存在大约200亿吨~250亿吨的差距。   (3)各国必须认识到这一差距,并且在12月巴黎会议前尽可能地提高各自的减排目标。假设将来在巴黎会议后还有差距,那么巴黎会议上的承诺就不应该再被当作减排目标,而应该被视为各国为在21世纪后半叶最终实现零排放目标的一份初期贡献。   (4)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s)还要明确各国国内政策和监管框架对零碳经济转型所能给予的支持。目前已经有这样的例子,比如人们开始扶持低污染、低拥堵和低浪费的城市、能源系统和土地使用系统,因为这样的资源高效利用将有助于构建更加有活力和吸引力的经济增长环境。这种以国家自身利益为基础的理性决策对整个气候环境也是有益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存在对最初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的后续需求。正因为如此,各国的减排意愿也会越来越强烈。所以有必要尽快建立一个国际机制,以帮助各国了解经济转型的动态实质,提升他们的转型热情。   (5)人们必须认识到,建立这样的理性决策机制会面临很多障碍。其中有很多障碍是技术性的,如制度、法规、金融和科技等方面。还有一些则是在政治和分配层面上,如结构性变化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均可能会使个别群体(比如现阶段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受到影响,从而最终从政治层面影响整个低碳经济转型。此外,还有一些因素是观念方面的,一些旧规则和价值观很难改变。   2 实现国际气候合作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共识,该文件建议采取以下的目标、规则、政策和制度来引导国际气候合作:   (1)国际气候合作应围绕以下两点开展:①在21世纪后半叶实现全球温室气体零排放,这是保证全球2℃温控目标的关键因素;②在21世纪中叶实现电力产业脱碳,并在2050年前逐步淘汰未配备减排措施的燃煤发电设施。   (2)鉴于上述目标,除了能够降低气候风险,低碳经济转型还能带来许多机遇和收益。同时还可以从更加动态、协作和机遇至上的角度阐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相应的能力”(CBDR)中所述的公平原则(涵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是建立在CBDR的基础之上,并且被纳入了2010年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协议中。   (3)除了这些目标和原则,巴黎协议还应当包含一些动态要素来提高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比如定期对减排目标进行“审查—修订”(如每5年进行一次)。   (4)还应该鼓励和协助各国通过本国的制度、法律、政策和政治手段来提高减排目标,抓住更好的发展机遇,以及有效实施气候承诺。融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和创新是这一制度革新的两个关键。   (5)就融资方面而言,未来15年内,全球每年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大约6万亿美元,并且,这些投入主要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一旦确立了正确的制度和政策,资金就会向着资源节约、低污染、低拥堵、能源安全、低碳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多边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绿色投资银行”是降低此类项目成本的关键机构。今年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会议是推动金融资源向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及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需求迈出的重要一步。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巴黎会议推动的这番气候融资(旨在推动富裕国家在2020年前每年向贫困国家援助1000亿美元)应该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的补充部分(从而进一步强化后者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作用)。   (6)支持低碳创新的国家并不少。但从全球来看,目前清洁创新还面临着资金不足和进展不够的困境。全球低碳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应该包括:协作提升国家层面的研究和开发支出水平;建立新的公私区域网络,以发展和推广地方性适应技术和进程;加大对创新型清洁技术公司的公共投资力度;加强清洁能源开发的国际合作和支持。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2015年6月23日,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发布题为《健康与气候变化:保护公众健康的政策响应》(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Policy Responses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的委托研究报告,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审视了人类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途径及其健康效益,评估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机制。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全球健康威胁巨大,不及时应对将使过去50年人类发展成果付诸东流,迅速应对气候变化是21世纪改善全球健康的最佳机会。报告为各国政府在未来5年内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健康提出了9项政策建议。该报告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瑞典于默奥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多个机构的45位气候、地理、经济、环境和医学等学科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耗时2年共同完成。   随着各国再次准备在2015年12月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呼吁关注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声音也更加响亮和明确。该报告对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缺失的健康影响内容进行了系统补充,也为即将到来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提供了新素材。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人员对该报告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整理,以供领导参阅。   1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具有灾难性风险   气候变化对全球90亿人口的威胁巨大,有可能毁掉过去50年全球发展方面的全部进展。气候变化对健康的直接影响包括增加的热浪、水灾、旱灾和强风暴频率等,并通过在空气污染、病媒传播、食品不安全、营养不良、灾民流徙、局地冲突、心理不健康等方面的不利变化间接威胁人群健康。控制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将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至2.9万亿吨以下,以确保21世纪末全球温度升高不超过2℃。若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保持不变,全球温度在21世纪末会升高2.6~4.8℃,这将对人类健康带来巨大威胁。   2 气候行动是改善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重要选择   许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属于“无悔”策略,因为它们将直接减少疾病负担、提高社区适应力、消除贫困和全球不平等,并避免以化石燃料使用为标志的传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诸多弊端。积极的气候行动可以确保各国不受气候变化的过度影响,使民众能够获得更好的健康和福利,也将减少国家健康预算的压力,降低潜在的巨大成本风险,并鼓励对更强大和更具弹性的健康系统进行投资。   3 实施气候行动的全球政治意愿匮乏   目前来看,实现无碳化的全球经济和保护公众健康主要不是技术或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重大的技术进步已经使建筑和车辆更加高效,并使可再生能源更具成本效益。全球范围内,有丰富的金融资源可用,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针对化石燃料行业。大胆的政治承诺可以确保专业技术和融资手段的有效推行,进而防止进一步的气候变化。   4 卫生部门需在应对气候健康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卫生专业人员一直在努力防止健康威胁,如烟草、艾滋病毒/艾滋病和脊髓灰质炎,并常常面临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同样,他们也必须指挥对气候变化健康威胁的响应行动。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这一问题比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更加具体,并且在所有的人群中(不论文化或发展状况)更容易被理解和优先考虑,推进气候变化的公共健康观点有助于协调涉及气候变化问题的各利益相关方。安全用水、清洁空气、食物安全、强大及方便的卫生系统、减少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关系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也与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因此需要拟定统筹解决方案。   5 政策建议   该报告就各国政府在未来5年内应采取工作举措提出了如下建议:   (1)加大对气候变化与公众健康关系研究和监控的投入,以确保更好地了解地方和国家层面的适应需求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的潜在健康效益。   (2)在世界各地推进加大对气候变化卫生系统的资助。重点加强改善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系统,并减少环境对卫生保健的影响。一些国家应负起援助的责任。   (3)加快淘汰煤炭能源的使用,以保护心血管和呼吸系统健康。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并给人类健康带来许多立竿见影的效果。建议用清洁能源取代目前全球拟建的2200家燃煤电厂。作为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天然气,需谨慎使用。   (4)鼓励城市转型,支持和促进有利于人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包括开发高能效建筑原料、发展低成本的交通、增加绿色空间等。这些措施在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减少城市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降低心血管疾病、癌症、肥胖症、糖尿病、精神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   (5)建立一个强大的、可预测的框架及国际碳定价机制。   (6)尽快扩大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比例,为社区和公共设施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可观的经济效益并促进健康公平。事实上,如果全球不能实现这一发展路径将会损害公众健康,而且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   (7)支持对减缓气候变化以降低疾病负担和医疗支出的经济成本的精确量化。结合各地的优势和政治支持发展低碳健康能源是最有效的选择。   (8)促进卫生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向卫生专业人员授予一定的权利,并确保将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应对战略融入政府层面的战略中。此外,还需要积极解决与人类健康相关的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海洋酸化等环境问题。   (9)批准并实施支持各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国际协议。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责任是共同的,即减少排放和​​促进全球公共健康的干预措施必须不分国界地优先考虑。虽然国际气候谈判非常复杂,但总体的目标很简单,即:同意雄心勃勃的和可实施的全球减排目标,同意适应基金以保护可持续发展权利,以及同意确保这些措施实施的政策和机制。   为推动这一转变,《柳叶刀》健康与气候变化委员会将帮助建立2030年实现全球健康与气候目标的新框架,在实施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公众健康的政策中提供专业知识,并监测未来15年的进展。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矿产资源储备对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意义深远。美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瑞典、瑞士、挪威、芬兰等国都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矿产品储备制度,包括储备立法、战略储备目标、专门的储备机构设置以及储备的购进和动用管理机制等。而我国在该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没有制定矿产战略储备法律体系或条例,也没有出台相应的储备制度。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团队对美国、日本、韩国等6国的非能源矿产品储备制度及其最新动态进行了梳理,以供参阅。   一、美国建立战略矿产储备最早、储备矿种最多,目前正准备将稀土矿产纳入国家储备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战略矿产储备的国家。早在1939年,美国就制定了《战略矿产法》,实行了重要矿产的战略储备。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战略与关键材料储存法》,由此美国矿产储备制度和矿产储备政策正式形成和实施,同时还建立了国家储备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矿产品消耗急剧增加,美国国会通过了《战略与关键矿产生产法》,该法要求储存足够数量的矿产,以在紧急情况下,至少维持美国3年的供给。从1946年建立矿产储备以来,美国矿产战略储备管理机构经历了数次大规模整合,2010年7月至今美国的战略与关键材料储备由美国国防战略物资公司(DLA Strategic Materials)负责管理。   20世纪80年代,美国储备了近百亿美元的矿产品,储备品种多达63类93种。从1993年起,国防国家储备中心(1988年至2010年6月负责矿产储备的管理机构)开始分批抛售部分储存的矿产品,到2006年储备品种锐减到24类42种,到2010年已出售的储备矿产总价值约66亿美元。2010年,DLA Strategic Materials储备的矿产品价值约14亿美元,包括铍、钴、锗、铌、铂族金属、钽、钨、铬、锰等28种。   2010年3月,美国会众议员提出稀土议案,呼吁将稀土矿产纳入国家储备。目前,美国国防部正在联合美国地质调查局开展研究,以确定对哪些稀土元素进行国防储备。2015年,美国又计划新增包括钴酸锂、锂镍钴铝氧化物、铌铁、金属镝、氧化钇等8个储备品种。   二、日本采用官民互补实施稀有金属储备,目前已成功完成50年稀土储备    198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金属矿业事业团法》,规定国家和部分有关企业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钒、锰、钴、镍、钼、钨、铬等7种稀有金属,并执行至今。2006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将铂、铟以及稀土等稀有金属也列为必须储备的战略物资。2009年7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确保稀有金属稳定供应战略”,并确定由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JOGMEC)和“特殊金属储备协会”牵头分别在官民两界实施稀有金属储备相关战略。储备目标是国内消费60天的用量,其中国家储备量42天,民间储备量18天。据日本2008年“稀有金属”数据库的统计,日本已成功完成50年稀土储备。   三、韩国采取官民合作实施稀有金属储备,正不断提高储备规模    对于稀有金属资源,韩国也是积极进行储备。2008年3月将铟、钨、钼、锗等在内的12种稀有金属列为“国家极为稀缺的战略资源”,同时强调这只是国家加大战略资源储备力度的第一步,另外19种战略资源也将是韩国一直关注的目标。同年7月,韩国知识经济部决定增加稀有金属储备,将采取官方(韩国公共采购服务中心和韩国资源公司)和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不断提高稀有金属储备规模,将稀有金属储备种类由2008年的12种增加到2012年的22种,规模由2008年的满足国内19天使用量,增加到满足国内60天使用量。    2010年,韩国知识经济部发布《稳定确保稀有金属方案》,同时指出将不断提高锑、铬、钼、铌、稀土、硒、钛、钨等8种稀有资源的储备规模,2009年上述资源的储备量已达到9563吨,至2016年计划将储备量增加到7.6万吨。   四、欧洲多国曾建立完善的矿产资源储备制度,当前欧盟正准备储备混合碳酸稀土    1974年,法国政府发布国家矿产储备政策,根据该政策法国将建立矿产储备库,储备目标为每种原材料国内2个月的消费量。矿产资源储备由国家矿产储备管理委员会负责。1980年,法国储备的矿产品主要有银、铂、锆、钛、钴等。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全球原材料供应来源增多,法国政府认为已没有必要进行战略储备,于是储备制度被废除。自那时起,法国已没有国家储备政策,但是一些个别公司还在进行着私人储备。    冷战时期,瑞典建立了矿产储备制度,矿产储备由瑞典国防部经济保卫局负责。1983年,瑞典储备的矿产品主要有铬、锰矿石、钴、钒等。2002年,Fondel公司出资约318万美元购买了瑞典战略储备库中的整个基本金属储备。    1980年,英国开始考虑建立为保障经济安全的矿产资源储备。1983年,英国政府出资购买锰、铬、钒、钴、镍和钨。矿产资源储备在英国为贸工部负责。至1985年7月英国储备的矿产品及储备量分别为:钴(400吨)、铬矿石(35000吨)、锰矿石(39000吨)等。早在1984年11月贸工部就宣布将出售上述储备矿产,1986年3月库存量的25%已被出售。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表示将剩余储备的抛售期延长2~3年以避免干扰市场。最终,到1996年英国的矿产资源储备已被全部清理。    2011年,据福布斯网站报道为应对全球稀土供应短缺,英国政府出台了一份《战略金属计划》,其中认定保障供应包括稀土在内的一些重要金属元素是满足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2011年9月,欧盟宣布拟建立以混合碳酸稀土形式的稀土储备,该储备战略计划年收储3000吨碳酸稀土。   五、我国矿产资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矿产品战略储备处于起步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的大部分矿产资源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矿产资源战略储备问题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对铁、铜、铝、钾盐等大宗矿产的进口量大幅攀升,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我国矿产资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2009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 年)》,预测到2020年,如果不加强地质勘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届时中国45种主要矿产中,有19种矿产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其中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在40%左右,铜和钾的对外依存度仍将保持在70%左右。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 年)》同时指出,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矿产储备体系,实行战略矿产储备制度,建立紧缺矿产的矿产品储备机制。但我国目前还未制定出台相应的矿产战略储备法律体系或条例。   六、国外矿产品战略储备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一)建立健全相关矿产战略储备法律体系。法律和政策的执行可确保资源储备战略的顺利实施,也是各国实施资源储备制度的通例,例如美国的《战略矿产法》、《战略与关键材料储存法》、《战略与关键矿产生产法》,日本的《金属矿业事业团法》等。建议新一轮的《矿产资源法》修订工作中增加“矿产资源储备”相关内容,或对“矿产资源储备”进行单独立法,对矿产资源储备品种、储备规模、储备目标、储备主体、储备方式、购入和释放机制等予以明确界定。    (二)成立专门的矿产品储备管理和研究机构。矿产储备一般均由专门机构管理,如美国为国防部、英国为贸工部、瑞典为国防部经济保卫局等。建议我国尽快成立战略矿产资源管理和研究机构,科学评估矿产资源储备品种、储备规模、储备目标、储备方式等。国外矿产资源储备主要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由国家财政支持建立国家储备;另一种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采用政府和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考虑我国的国情,建议采用政府和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    (三)构建具有动态调整的储备机制。以美国的稀土储备为例:1950年以来稀土一直是美国政府储备的重要物资,但在1989 年后中国廉价优质稀土逐渐成为全球市场的主力产品,美国稀土国家储备处于停滞状态。1998年美国政府将457吨国防稀土储备处理完毕,自此美国稀土国家储备制度也最终停止执行。近年来,面对美国稀土高度依赖中国进口,美国会众议员提出稀土议案,呼吁将稀土矿产重新纳入国家储备。建议我国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以便能随国内外形势变化及时对战略矿产储备策略进行动态调整。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近日,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发布,拉开了我国石化产业绿色、安全、高效发展的新篇章。本文通过梳理中外石化产业的布局与规范现状,比较分析我国石化产业的发展挑战,以期为我国石化产业的布局和风险防控提供参考。   一、国际石化产业的布局   (1)布局沿海且高度集中。美国的石化产业集中布局在墨西哥湾,形成了以休斯敦为中心的世界第一大石化产业带,炼油能力和乙烯生产能力分别占美国总量的44%和93%。日本的石化产业主要分布在东京、名古屋、大阪至北九州地区,东京湾地区的炼油能力和乙烯能力分别占日本的39%和56%。新加坡石化产业主要分布在石化聚集区裕廊岛,集中了超过6000万吨的炼油能力、200万吨乙烯生产能力和120万吨PX生产能力,现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韩国绝大部分的炼油和乙烯生产集中在蔚山、丽川和大山3个石化工业中心。比利时安特卫普的炼油化工基地是欧洲最大的炼油石化生产中心,拥有5 座炼油厂和4 套蒸汽裂解装置。   (2)规模提高,炼厂减少。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调整炼油工业布局,关闭竞争乏力的中小型炼油厂,同时进行老厂改造或扩建。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655座炼厂,平均规模达到679万吨/年,与2003年相比,炼厂数量减少9%,但平均规模扩大了19%,规模在2000万吨/年以上的炼厂达到22座,其中最大炼厂规模6200万吨。世界乙烯生产平均规模已达100万吨,最大单系列规模达300万吨。   (3)发展先进技术适应原油重质化、劣质化趋势。从世界石油资源剩余储量来看,高硫、重质等劣质原油比例在逐年上升,这迫使世界各大炼油公司均通过提高劣质原油加工技术来降低炼油加工成本。现在,国外先进炼油水平轻油收率超过85%,先进能耗水平低于40千克标准油/吨原油。   (4)油品质量管控严格,清洁燃料标准加速提升。随着对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对炼化产品的质量与环保要求日趋严格。车用清洁燃料标准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且仍在继续升级换代。目前,美国和欧洲执行的清洁汽油的标准分别是硫含量≤30ppm和≤10ppm,清洁柴油标准硫含量分别是≤15ppm和≤10ppm。   二、国际石化行业的规范与门槛   (1)放开准入,门槛甚少。美国对行业进入持放开态度,实行无歧视定价和准入。在具体的门槛设置方面,不对油气产品进行限制,仅对石油天然气管道和天然气配售系统的价格进行管控,但价格公开且以市场为主。英国通过开放批发及合同市场引入竞争,弱化英国国家天然气公司(BGC)的市场优势,放松市场进入门槛,扩大了用户灵活选择批量供气商的范围,同时,仅对天然气管输服务费率和收费市场费率设置最高限价,其他方面则不设限制。   (2)加强立法并依据法律进行管理。美国政府对石油经济的管控主要依据法律进行,包括依据一般性法律进行的干预,如《谢尔曼法》;以及根据专门法律进行的干预,如《石油紧急分配法》、《能源政策与节能法》等。在英国天然气行业发展的各个关键时期,政府一经确定阶段性发展目标,总是立即制定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事实证明,法律法规建设为英国天然气行业的安全高效管理奠定了可靠的制度基础。   (3)石化产业的管理主体明确。美国对石化产业进行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在内的中央机构,按照美国的联邦制性质,具体的油气资源和天然气配售系统由地方政府进行管理;英国的石化产业专门管理机构是天然气供应办公室(Office of Gas Supply),其依法享有独立决策的权力;阿根廷则组建天然气管理委员会Enargas,独立实施行业管理职能。   三、国际石化产业的风险防控   (1)高标准环保是产业生存的首要条件。欧美大型石油石化公司在环保工作上的高标准是石油公司能够获得生存的首要条件,他们对各类排放物均有严格的浓度和总量要求,并以此提出相应的近期、中远期目标。在推进清洁生产过程中,均重视产品结构调整,以及可循环使用的产品和工艺的开发,并实施系统的环保工程,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冲击。同时,国外企业还开发专门系统或设立专门组织来落实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的承诺和目标,着力营造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绿色化企业,例如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全球能源管理系统和环境控制反应系统。   (2)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管道安全管理。作为国际管道运输业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非常重视管道安全立法,建立了多层次、严密细致的油气管道法律法规体系,如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的《管道安全改进法案》和2006年美国通过的《管道检测、保护、实施及安全法案》。同时,美国还将油气管道安全管理纳入“国家安全管理体系”,建立了国家管道地图系统。此外,还建立了管道事故数据库,来规范管理、提高油气管道整体安全管理水平,建立并实行HSE(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同时,将风险分析方法应用到油气管道,对新建或已建管道进行风险评估和管道泄漏监测。   (3)强化标准化、系统化管理机制,提高安全运营效率。原料采购、生产计划等由计算机进行优化处理,从订单到生产,最后产品出厂一条线全部实现了在网上完成,业务流程的运行速度提高。例如,埃克森美孚推行“卓越运营”计划,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发和实行工作流程标准化、系统化,极大地提高了安全运营水平及其管理效率。   四、国际石化产业布局的经验   (1)提升炼厂规模,在沿海地区集中布局石化产业。在空间布局上,受原油产地、运输、基础设施、水源、消费市场、区域环境容量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世界重要的石化产业主要布局在沿海地区,且多以石化产业集中区为主。在炼厂规模方面,世界各国炼厂规模继续扩大,同时炼厂数量减少。   (2)发展劣质原油炼化技术,提高油品质量减少污染排放。世界原油的重质化、劣质化趋势,使加工难度越来越大,各大石油石化公司不断布局劣质原油加工技术研发来应对这种挑战。同时,追求生产过程的低碳节能,以高质量油品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3)由明确的主体以立法的形式对自然垄断领域进行规制,并以此促进竞争。油气管输和配售具有自然垄断的特点,是规制的重点对象,对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则由多家企业竞争性经营。同时,对经营垄断性业务的企业或者不允许其同时经营竞争性业务,或者对不同性质的业务实行独立核算,以防止企业利用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的垄断力量阻碍竞争。   (4)以严格的环保标准、专门化的运营系统实现安全清洁生产。保护环境是欧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于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石化产业而言,环保是其需要应对的首要任务。因此,完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革新技术和工艺、开发专门化的技术系统和管理系统等成为减少事故风险、实现清洁安全生产的必然选项。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Ms 8.1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为Mw 7.8级)*,中国西藏、印度等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影响。此次地震是1934年1月15日尼泊尔比哈尔(Bihar)8级大地震后,尼泊尔遭受的最强烈的地震。地震发生后,喜马拉雅地区的地震风险再度成为关注热点。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情报人员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总结,并据此得出对我国的几点启示,以供参考。   1 喜马拉雅地区的地质构造背景   全球有3大地震带,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是其中之一,该地震带从印度尼西亚开始,经中南半岛西部和中国西南的云、贵、川、青、藏地区,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一线,经地中海北岸,一直延伸到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   大约4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发生碰撞,在雅鲁藏布江缝合线以北形成了青藏高原(该部分亚洲大陆地壳发生增厚,是正常大陆地壳的两倍),在雅鲁藏布江缝合线南部形成了喜马拉雅山(印度大陆北缘却被挤压、改造、抬升)。   喜马拉雅山南麓,发育着三条主要的断裂,从北向南依次是主中央逆冲断裂(MCT,Main Central Thrust)、主边界逆冲断裂(MBT,Main Boundary Thrust)和主前线逆冲断裂(MFT,Main Frontal Thrust)。这些逆冲断裂的活动引发地震,使喜马拉雅地区成为一个地震多发地带。   2 尼泊尔地震前喜马拉雅地区的地震风险分析   2001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撰文指出,过去200年的一些小地震已经使喜马拉雅山脉沿线1/3 地区的应力得到释放,而2/3地区则由于日益增大的应力而处于危险境地。研究者认为,从地质角度讲,必须很快发生大地震,才能使沿着板块接触点聚集的地震应力释放出来。   2012年12月6日,斯坦福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地球物理学会的会议上提出,喜马拉雅山可能会发生大地震。研究表明,分隔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逆断层向北略微倾斜了2~4度,逆断层的一部分倾斜得更剧烈(向下倾斜15度),长度达20km。根据成像资料,斜坡位置比以前观察到的更靠北一点,因此,产生的断裂幅度和地震震级将会更大。   2013年1月,尼泊尔国家地震中心与法国和新加坡科研人员合作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杂志的论文指出,喜马拉雅山存在由里氏8.0~8.5级的大地震留下的痕迹(1255年和1934年发生的地震),这意味着未来同等规模的地震可能再次发生,特别是在过去地震所造成的地表断裂带。历史上,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大地震并不罕见,比如1897年、1905年、1934年和1950年发生的地震都在里氏7.8~8.9级之间,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科学家之前认为上述地震并未破坏地表,而将其归为盲震(盲震难以追踪和分析)。   2015年2月27日,印度专家在《科学》杂志撰文称,此前认为1505年西藏地区发生的地震释放了大部分应力,减少了喜马拉雅山中心地震带的地震风险,但是,新研究认为,压力并没有被释放,喜马拉雅山中心地震带几个世纪以来的平静,只是一种错觉,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地震,给加德满都或新德里这样的城市带来巨大的破坏。   2015年4月11—13日,约50名国际地震专家齐聚加德满都召开地震研讨会,目的是为尼泊尔这个地震多发的地区寻求应对地震的对策。曾经参会的英国地震学专家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称,根据物理学和地质学证据,科学家们知道当地会有大地震发生,但是没有人能预知地震发生的准确时间以及震级,更没有人会想到会这么快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地震。   总体而言,过去十几年间,有不少论文和研究都显示,喜马拉雅断裂带的应力在积聚,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在增加。但是,这些研究都没能给出相对具体的位置(一般会指出喜马拉雅地区或某个相对较大范围区域面临大地震风险)和时间,因此不能称之为地震预测(要求同时给出时间、地点和强度),而可称之为地震长期风险分析。即便如此,这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以便采取预防措施,应对可能到来的大地震风险。   3尼泊尔地震后喜马拉雅地区未来的地震风险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的地质学家洛朗•博兰杰(Laurent Bollinger),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CSIR)的地球物理学家威诺德•库马尔•加乌尔(Vinod Kumar Gaur),以及其他研究喜马拉雅中部地震空区(Central Seismic Gap,CSG)的地质学家认为,此次地震仅在CSG的东部释放了一些应力,但不足以释放CSG所累积的全部应力,未来CSG西部可能会发生地震,但时间难以预测。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葛林林对测震数据比较后发现,尼泊尔地震和汶川地震同属主震—余震型,余震数量不应该有太大差别,但汶川地震余震有700多次,而尼泊尔地震余震才100多次,因此其也认为,地震能量尚未完全释放出来。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地质学家艾里克•科比(Eric Kirby)表示,根据GPS监测和地质研究,若要释放该区域累积的全部应力,地壳位移将在10~15 m之间,这与罗杰•比尔汉姆(Roger Bilham)在2001年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但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分析,尼泊尔地震中地壳仅发生了3 m的位移。同时,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沃尔特•施利格(Walter Szeliga)亦认为,此次地震可以更大一些(说明没有释放出全部能量)。因此,该地区未来仍然面临较大地震风险。   此外,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锡伟表示,青藏高原特别是南部地区地质活跃度高,正处于7级以上地震的丛集期(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等),而尼泊尔8.1级强震可能会使青藏高原地区的构造应力场产生较大的调整,未来需要针对青藏高原的地震形势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判断。   4 几点启示   根据与尼泊尔地震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喜马拉雅地区仍存在较高的地震风险。综合有关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认识,从应力释放程度、余震次数以及地壳位移量来看,此次尼泊尔地震没能释放掉全部能量,喜马拉雅地区未来仍有大地震发生的可能性。   (2)加强地震风险区的预防措施。从尼泊尔地震前喜马拉雅地区的地震风险研究来看,目前人类还不能用科学的办法有效且准确地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但是,风险分析给出大地震警示的地区,应该引起重视,并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如加固建筑、搬迁到安全地方等)。   (3)关注地震的远程触发效应及其波及影响。尼泊尔强震后,我国西藏地区相继发生5.9级、5.3级地震,国内地震专家表示这两次地震是尼泊尔地震产生应力扰动的结果。未来,喜马拉雅地区具有较高应力背景且可能被扰动的地区(包括我国境内的一些地方,如西藏南部的拉萨、日喀则等)应引起高度关注。   (4)我国地震基础科研仍需加强。对于大地震而言,震级的微小差异将引起能量估算上的巨大差别,从而可能影响之后的损失评估及风险分析。此次尼泊尔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Ms8.1级,震源深度20km,而USGS测定为Mw7.8级,震源深度15km,中美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我国是一个地震灾害多发的国家,持续加强地震基础科学研究意义重大。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 Ms为面波震级,Mw为矩阵级。

  近期,有关我国空气污染及其影响受到国外机构和学者的关注,如2013年8月PNAS载文认为因空气污染导致中国北方居民预期寿命减少5.5年,2014年4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报告指出为了减缓大气污染中国煤炭消费的剧增期正在结束,2014年12月IEA发布报告认为中国的空气质量约束行动计划促进了电力和关键行业的温室气体减排,推动了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和低碳政策的制订等,从不同侧面评价了我国的空气污染及治理措施。   2015年1月,兰德公司发布《中国解决空气污染可选择政策的成本》(Costs of Selected Policies to Address Air Pollution in China)报告,在肯定了中国防治空气污染的努力和成效的基础上,估计了中国采取以天然气替代煤炭用于住宅和商业取暖、以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替代中国一半的煤炭发电、报废高污染车辆等三项额外的政策措施的潜在成本。该报告认为这三项措施合计净成本约为每年1400亿至1600亿美元,不到中国每年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2012年约为535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人员对这一新的观点进行了介绍,以供决策参考。   一、中国必须解决其空气污染问题的关键原因   空气污染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带来的最有害的后果之一。几乎所有主要城市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均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标准。在2013年由亚洲开发银行(ADB)、中国环境保护部、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多家中国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   过去十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接近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这一比例比韩国、日本等亚洲发达国家高出好几倍,也比美国高很多。中国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中,尤以空气污染的损失所占比重最大。2000—2010年,空气污染损失占到GDP的6.5%,水污染占2.1%,土壤退化占1.1%。空气污染的高额损失来源于其对人体健康和生产力的影响,并且随着中国人口城镇化和生产力的日益提高而不断增加。   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也一直在积极效仿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积极采取类似的防治空气污染政策措施,包括为替换锅炉和工业设施、重点污染源和车辆加装污染控制装置、强制报废高污染排放的汽车、能源提供补贴、强制使用某些可再生能源等。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空气质量,但若中国旨在将大气污染物浓度控制在不危害人体健康的水平,这些措施仍显不足,必须实施更积极的政策措施。   二、三项解决空气污染的措施的成本评估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为中国治理空气污染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并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   (1)以天然气替代煤炭用于住宅和商业取暖。为使中国城市达到WHO建议的空气质量标准,城镇地区的住宅和商用建筑须停止燃烧煤炭、传统生物燃料和塑料废弃物。使用煤炭、木材和废弃物为燃料的锅炉和火炉是污染物释放的重要源头。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下文年份数据也出自该资料),2011年,中国家庭和商业机构在2011年共消费1.14亿吨煤炭,相当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2%。如果对燃煤进行能源置换,中国需要每年在当前的基础上额外采购88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较2012年1470亿立方米的消费量增加了60%。从成本角度计算,若使用天然气替代煤为住宅和商业供热,每年花费将为320亿美元至520亿美元。   (2)以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替代中国一半的煤炭发电。2012年,中国消费的一半煤炭产生的电力占全国总电力的79%。其次,为达到健康的空气质量标准,中国须大量替换燃煤发电,转而使用其他低污染能源,包括天然气、核能、风能和太阳能。鉴于全球天然气的可利用性和成本问题,建议以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替代中国一半的煤炭发电。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的努力已初见成效,2006—2013年水电、核电、风电所占比例已从6.7%增至9.8%。从成本角度计算,若将一半的燃煤发电替换为可再生能源或核能,其每年花费为1840亿美元。   (3)报废高污染车辆。针对汽车这一快速增长的空气污染源——特别是作为氮氧化物的排放源,中国将通过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规定氮氧化物(NOx)日平均浓度不能超过100 μg/m3的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报废当前仍行驶在公路上的高污染汽车,是降低源自汽车的空气污染的最有效方法。报告指出,2012年上路的“黄标车”中将有三分之一在2015年年底前报废,而所有“黄标车”将在2017年年底前报废。若要使这项对老旧车辆实施补贴的政策在短期内实现,政府为之付出的成本将为210亿美元至420亿美元。   综上所述,减去被替代的煤炭价值(750亿美元),这三项措施合计净成本约为每年1400亿至1600亿美元,不到中国每年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2012年约为535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与空气污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相比还是合算的。另外,空气质量的改善和经济产出的增加可以弥补实施这些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成本。   三、建议   该报告对我国治理空气污染措施提出了如下三条建议:   (1)短期内的优先措施应是尽快推行以天然气替代煤炭用于住宅和商业取暖。燃烧煤炭、木材或废物的锅炉和炉灶是重要的污染排放源。关于这些污染源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北方人口的健康和寿命的重要影响已有详细的记载。将住宅和商用供暖中的煤炭用天然气替代,这将大幅改善城市地区空气质量,特别是能在冬季采暖期显著降低空气质量极端恶劣的天数。   (2)使用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替代燃煤发电的成本是所评估的三项政策措施中成本最高,但也是减少总悬浮颗粒物(TSP)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最有效政策措施。但这项政策措施的实施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可能并不像减少烧煤供热的排放所带来的好处那样显著,因此,应当视为三项政策措施中的第二优先选项。   (3)加快高污染车辆的报废进度。中国在报废“黄标”车(即老旧高污染排放车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根据有关规定,至2015年底,全国将基本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的“黄标车”。中国需要落实回购计划,以加快这些车辆的报废进度。   四、兰德公司报告的几点启示   兰德公司的报告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我国治理空气污染可选择的政策举措及其成本,该报告的相关观点对我国具有以下启示:   (1)我国近期针对空气污染所采取的积极举措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同,但认为仍需较长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   (2)中国应对空气污染的成本要低于空气污染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大约仅为三分之一。空气污染的损失成本总体是由全社会隐性负担,治理责任则落于各级政府,尽管治理成本低于损失成本,但该成本压力不容小觑。   (3)目前阶段,改变家庭和商用锅炉大量使用煤炭、生物质和废弃物的现状,将大幅改善冬季空气状况,兰德公司认为这是最经济高效的方案,但我们认为应综合评估天然气长期供给能力,谨慎推进。   (4)兰德公司报告建议以核能、风能和太阳能替代我国一半的煤炭发电,这意味着在我国的电力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将占到50%以上,这一比例属于较高水平,仅低于加拿大和法国等少数国家。限于自然和技术条件约束,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发展速度难以支撑这一设定需求,核能发展被寄予厚望。   (5)高污染车辆的淘汰工作正在开展,且有望在短期内顺利完成,但与之相应的措施也需要加快跟进方能确保效果,如公共交通体系建设以及积极的乘坐鼓励政策、推广低价高性能的清洁能源汽车、倡导绿色出行与低碳生活理念、提高油品质量与科学推进智慧交通与智慧城市建设等。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