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还是生命?两篇论文就地球最早生...

也许,包含最早生命遗迹的岩石结构是非生物源的。 格陵兰岛的古太古代上壳岩带中含有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这是寻找地球最早生命迹象的主要目标。然而,变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岩石的原始质地和成分,也会影响其生物特征。 之前,对格陵兰岛依苏阿上壳岩带37亿年前的岩石进行的研究描述了一个罕见的变质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变质系统的封闭允许其保留了主要的沉积特征,包括推测的圆锥形和圆顶叠层石。 这些结构的形态、分层、矿物、化学和地质环境都被认为是在3亿年前的浅水环境下形成的微生物沉积物。这段时间也被认为是地球岩石记录开始的时候。 近日,《自然》报告了一项新的研究。研究人员分析了化石的三维形状、方向和化学成分,结果发现这些结构和叠层石不一样。它们没有内部分层,缺乏微生物活动的化学标记。 “在寻找过去生命迹象,包括地外生命的过程中,对依苏阿上壳岩带的研究是一个警世故事,强调了在适当的尺度上对形态、组构和地球化学进行分析的重要性。”该论文第一作者、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Abigail C. Allwood说。 不同结论 2016年,一个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研究组描述了最古老的化石——在格陵兰岛依苏阿发现的有37亿年历史的微生物沉积物。这些化石比当时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化石证据早2.2亿年。 该校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地球探索研究中心的Allen P. Nutman团队,以及澳大利亚和英国合作者,在格陵兰岛发现的这些锥形结构,每个高1~4厘米。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是微生物层层生长而形成的沉积物,也就是叠层石。 Nutman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些化石是在近期常年积雪带融化后才裸露出来的,岩石的化学特性、沉积构造和所含矿物组成等多种证据,共同表明该叠层石由活的有机体形成。 “之前的基因分子钟研究认为地球上的生命起源时间是40多亿年前,该发现与其吻合。”他说。 但是,新研究显示了这些结构的非生物、后沉积起源。Allwood及合作者在岩石组构背景下,对化石结构的形态和方向进行了三维分析,并结合对主要和微量元素的化学分析,发现这些叠层石更有可能被解释为长时间碳化变质沉积形成的变形结构。 Allwood等人表示,通过三维观察发现它们实际上是脊形,而不是圆锥形。这些特征更适合解读为非生物源——海洋沉积物在被埋后长期变质的结果。这也突出了综合三维分析对于在其他地方(如火星)寻找类似生命的重要性。 “在像依苏阿上壳岩带这样古老的岩石中发现的任何生命痕迹都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些岩石经历了如此高的变质作用。Allwood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这些古老的岩石中,叠层石结构很容易是变形的结果,因此判断它们的起源是否为生物非常重要。”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地球生物学家Mark van Zuilen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是,Nutman并不认同。 谁的错误? 2016年9月,Allwood和该研究合作者、哥本哈根大学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Minik T. Rosing,乘直升机前往格陵兰岛,现场调查了包含化石的岩层。 “但行程只有短短一天。”Nutman回忆道,“当时他们只观察了地点A,没有去地点B,后者当时被一层薄薄积雪覆盖。他们与我们不同,并没有广泛研究化石与周围裸露岩石的关系。” 令Nutman困惑的是,Allwood等人只关注了地点A的远端裸露岩石,因为这些区域后沉积构造变形和重结晶作用已经被加强。“这是经典的风马牛不相及场景。这样得出的结论必然与我们不同。”Nutman说。 而且,Allwood拒绝了Nutman团队提出的向其借用样本的提议,否则他们便可以独立评估经过“最好保存的原始样本”。 Nutman认为,在现场时间过短等使得Allwood和Rosing处于不利境地。“我个人认为,他们无法评估处于中心的叠层石,这些岩石的变质作用最小,而边缘的岩石受到的破坏更严重。而且,在上壳岩带中心,叠层石并不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原始结构,还发现了碳酸盐沉积波纹和石英颗粒。” 无论如何,Nutman认为团队的分析更全面,并坚持原先观点,认为在依苏阿岩石中存在着极其罕见的叠层石。 但Rosing进行了反驳,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Nutman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因为Allwood和他只在现场勘察了一天,就判定他们不能正确评估地质情况,这是武断的。“首先,我们的结论不是基于缺失的叠层石结构的证据,而是基于它们不是叠层石的积极证据。再多的时间在那里也无济于事。” 而且,根据Nutman等人原始论文中的数据,Rosing认为他们的定位是正确的。“我从1980年开始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依苏阿工作。我以前也曾经历过这种露出的岩石,并且充分意识到其构造变形的极端程度,但Nutman等人认为这是不存在的。”Rosing说。 由于防火墙设置问题,邮件多次被弹回,因此,记者未能联系上Allwood。 但Zuilen提到,这两个研究均存在局限性:它们都必须仔细研究次生蚀变特征。否则,在这些重结晶岩石中,“生命”或“非生命”都无法得到证实。 生命之源纷争不断 几十亿年前,地球上的生命只有细菌。它们没有任何可保存的坚硬部分(如骨头、贝壳等),所以只在岩石记录中留下了微化石。但这些微化石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其他的简单结构,比如气泡、晶体聚集物等。 不过,也有一些细菌,比如蓝藻细菌,可以在能形成有机垫子(微生物垫)的群落中生长。随着矿物质和沙粒的沉积,最终会出现一种叫做叠层石的生长结构。“所以叠层石让我们对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有所了解。”Zuilen说。 但由于古代叠层石总是出现在变质岩石中,因此研究难度较大,所受争议也颇多。 “这意味着保存叠层石的岩石已经完全重新结晶和变形。因此,通常用于分析鉴定的各种细节,如复杂的叠片结构(由微生物垫产生)、微化石等都被破坏了。我们得到的唯一东西就是叠层石的整体形状。”Zuilen告诉记者。 但问题是,一些生物过程可以产生相似的形状。例如,温泉和间歇泉周围的二氧化硅沉积物也是层状结构(有时是圆顶结构)。 因此,人们现在不能仅依靠化石弄清关于生命起源的事情。“但我们没有其他记录,只有通过化学实验才能理解。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用化石重建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历史。”Zuilen说,“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让我们对形成叠层石的一级过程和二级过程有一个较为可靠的理解。”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8-10-22

“探索一号”完成第三次万米深渊综合科考

“回家的感觉真好!”中科院深海所助理研究员他开文刚下“探索一号”说的这句话,道出了所有队员的心声。 10月16日,海斗深渊科考试验队结束了54天的马里亚纳海沟之旅,完成了深海装备海试和科考作业任务,顺利返回三亚。 “第一次深渊科考,我们进入了万米时代;第二次,证明我们不光能够进入而且有能力作研究;这一次,证明我们有实力在深渊坚持,有能力引领世界深海深渊的技术发展和科学研究。”中科院深海所所长丁抗说。 没有节假日的两个月 “在海上漂了快两个月,还是挺辛苦的。”他开文是从研究生就开始出海的“老大洋”,面对接船的朋友们,还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8月24日,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学、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9家单位的59名队员,从三亚出发,赴马里亚纳海沟海域执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海斗深渊前沿科技问题研究与攻关”、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预研项目“深海智能装备发展预先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的科技任务。 在前两次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第三次万米深渊综合科考从深海装备与技术、地球物理、海洋地质与地球化学、海洋生物及物理海洋等多个学科方向,在马里亚纳海沟共完成了87个站位和504公里测深测线作业。 在近两个月的科考试验过程中,科考试验队遭遇了3次台风的干扰,经历了多次装备故障的困难,但大家将坚定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以精湛的技术、无畏的勇气、拼搏的干劲完成了科考任务。 “我们这个航次的队员以新人为主,航路中除了作业还要不断培训,工作安排十分紧密。“航次首席科学家、中科院深海所研究员包更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船上是没有节假日的,我们整个中秋节、国庆节都在干活。” 深海装备再创纪录 实施全海深自主研发的深海装备海试,是此次万米深渊科考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一个多月的作业时间中,“探索一号”又在中国海洋科技史上写下了数个世界“首次”。 以海翼7000米级深海滑翔机为例,2台装备完成了长达1448公里的两条测线观测,共连续作业46天,最大下潜深度达7076米,是目前世界上下潜深度超过7000米次数最多,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款能长时间连续稳定工作的深渊级滑翔机。 包更生介绍说,滑翔机在超级台风“山竹”与“康妮”来袭期间,依然正常连续工作,表明其具有高可靠性与强环境适应能力。 又如,海斗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形成了全海深近海底的机动作业能力,实现我国首次万米高清视频直播,通过实时遥控和在线规划,达到10905米深度,对挑战者深渊局部分区进行了高精度探测。 4台着陆器共进行34次作业,20次下潜深度超过万米,最大深度10918米,搭载各类设备完成了试验任务,充分表明了深渊着陆器的可靠性和应用的广泛性。海角着陆器坐底26天,是目前国际上着陆器在深渊环境下单次作业时间最长的。 “中间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我们没有遗憾,能做的都做了。”包更生说。 事实证明,此次搭载的科考“利器”都经受住了来自深海大洋的严酷考验。 包更生介绍,着陆器搭载的9类设备全部完成全海深试验。例如,我国首次实现了4500米级深度人工气爆震源海底地震波原位激发,验证了气相爆轰高能环保人工震源设计原理及船载布放的技术可行性。 “海上作业能力和海底持续能力,这是我们实现海洋强国的真正保证。”丁抗说。 在海斗深渊收获梦想 通过能源、材料、通信等技术及作业装备和平台的试验验证与科学应用,科考试验队不仅为深海智能装备研制和试验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研发和海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选址决策的依据,为深渊科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数据和样品的保证。 他们在国际上首次诱捕获得全程低温保存的7000米级3条狮子鱼样品和9000米级2只糠虾样品;国际上首次在7012米水深发现索深鼬鳚属鱼类,这是已知的该属存活的最大深度;国际上首次在同一潜次实现全海深垂直分层水体微生物原位富集与固定取样,最大深度10890米…… 其实,对于科考队员来说,每一次成果的取得都并非轻而易举,但一不小心也会给你惊喜。 “他们都是英雄,有自己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说到就能做到,不仅在中国是开创性的,许多事在国际上都没有做到过。”丁抗说。 他用“值得庆贺、令人震撼”来形容此次科考的成果。比如,他们获得马里亚纳海沟7000米水深海底连续26天的宽频声学数据和9600米水深的海底宽频声学数据;应用海翼水下滑翔机获取了马里亚纳深渊区域长时间、高密度的温盐深数据,并在此期间成功观测到2次台风过境时引起的上层海洋异常变化情况等。 “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绝不能固步自封。”丁抗说,“很快将点燃深海无人作业的时代,这一天就在我们眼前。”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8-10-22

喜马拉雅水电“梦断”滑坡?

2015年4月初,德国波茨坦大学地质学家Wolfgang Schwanghart第一次去尼泊尔时,惊讶地发现许多水力发电站建在陡峭的喜马拉雅山脉上,“它们看起来很不稳定”。 【《自然》相关文章】 两周后,尼泊尔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造成近9000人死亡,Schwanghart看到的31个水电工程项目也被摧毁。 Schwanghart团队通过分析相关数据发现,喜马拉雅山脉的大部分水电工程并不是毁于地震,而是毁于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近期《地球物理研究快报》。 震后滑坡不可小觑 喜马拉雅山脉处于板块边界碰撞型地震构造带上,因此,喜马拉雅山区的水电工程在设计建造时,都会按照防震规范进行建设。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所原总工程师黄金池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由地震引发的地基液化、山体破损等环境条件的变化,使库区的山体松动,产生滑坡、地基动摇等情况,可能对水电大坝产生设计中未考虑到的影响。 山体滑坡是山坡在河流冲刷、地震等因素影响下,土层或岩层整体或分散地沿斜坡向下滑动的现象。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立君介绍,地震后的滑坡是由于地震造成了山体损伤。山体遭到破坏后,可能当即形成滑坡,也可能山体震损,出现裂缝、内部损伤等情况,在震后几天甚至几十年后,在其他条件触发下出现滑坡。 因此,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震滑坡,与地震几乎同时或较短时间内发生;另一类是震后次生滑坡,在地震发生的几天至以后发生。 “由于震后次生滑坡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突发性滑坡一旦发生,会造成严重的危害。比如,据推测,2010年发生的巴基斯坦阿塔巴德滑坡,与2005年克什米尔地震有关。”苏立君说。 滑坡严重“威胁”大坝 那么,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会对水力发电大坝产生什么影响呢? 苏立君表示,一方面,水电站的大坝依靠坡体支撑,如果坡体发生变形,会直接影响坝体的安全稳定性;另一方面,山体滑坡的碎屑物进入库区,会把水库中的水“激”出来,水库中的水翻坝形成涌浪,短时间内的巨大水量给下游带来极大危害。“从这两方面考虑,山体滑坡会对水电站造成严重破坏。” 喜马拉雅山脉是水电资源开发的全球热点。为强调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对喜马拉雅地区水力发电开发的风险,Schwanghart团队仔细分析了受损水力发电站的报告。他们发现,在地震中地面摇动不是很强烈的地方,河岸的陡峭程度似乎是震区破坏严重程度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随后,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模型,将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流陡峭程度,叠加在2015年地震的地面震动强度图上。结果发现,地面震动和河流陡度的共同作用对水力发电站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地质学家Dave Petley表示,该研究展示了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以确定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是否对水力发电项目构成重大威胁。 用模型评估大坝 这些水力发电站的建造符合抗震设计标准,Schwanghart说:“它们在地震中活下来了,却被后来山体的残骸摧毁了。”对此,Schwanghart表示,重新评估喜马拉雅地区的水电开发,迫在眉睫。 研究团队将该模型应用于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喜马拉雅地区的273个有相关数据的水力发电项目,这些项目有的正在运行,有的处于建设中,也有的正在规划设计。结果发现,其中1/4的项目可能会面临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造成的严重破坏。 苏立君表示,此研究设计的评估模型基于喜马拉雅山脉特定的区域范围,与实际水电工程项目结合,形成了定量的风险评估。结合该模型评估的结果,相关水电工程在设计和建设中,可以通过采取应对措施,防范震后山体滑坡带来的风险。 然而,尽管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会造成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但在决定这些水电项目的建造地址时,此方面的问题却很少能够得到充分解决。 亚洲和南美等其他地方的高山地区正在不断开发水力发电的相关工程项目。由于对山体滑坡缺乏认识,Petley等科学家夜不能寐。他担心1963年发生在意大利的瓦伊昂滑坡事件会重演。在这场灾难中,山体滑坡造成了5000万立方米的巨潮,近2000人死亡,下游的一些村庄和城镇被摧毁。 Petley说:“有太多的大坝会面临山体滑坡问题,迟早我们还会遭遇另一场大灾难。” 荷兰环境评估局计算机建模员David Gernaat表示,Schwanghart团队设计的模型,能够帮助开发人员更准确地评估水力发电站候选地点的风险。 去年,Gernaat报告称,亚太地区有近40%的水力发电可以实现低成本发电。但是,这些分析只考虑了地震对水力发电站的风险,并没有考虑山体滑坡的风险。 Gernaat说:“这意味着,我们高估了该地区的水力发电潜力,低估了成本。”因此,他计划在未来的评估工作中,将山体滑坡的风险纳入其中。 黄金池认为,此评估模型是在一定条件背景下进行的计算,然而实际条件会不断变化,这可能导致评估的结果发生改变。此外,如果建设水电大坝的效益与风险成合适的比例,或许也可考虑实施建设。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8-10-22

寻找外星生命需要更大望远镜并关注地...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官网10日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称,为推动对宇宙生命的探索,发现外星生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应支持更广泛的生物印记和环境研究,并将天体生物学纳入未来探索任务的所有阶段。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天体生物学家芭芭拉·舍伍德·洛拉尔表示:“如果我们真要实现找到外星生命这样远大且崇高的目标,那么,我们真的需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解放思想,提出一些新观念、新想法。天体生物学是一个非常需要创造性思维的领域,我们应该不断开阔视野,因为这是一段无尽的旅程”。   需要更大的望远镜   该报告总结了未来几十年该领域所需要的技术:为了取得成功,需要非常强大的望远镜以及阻挡恒星光线的设备。为在行星上发现生命迹象,望远镜需要阻挡恒星发出的光线,这样才能探测到恒星周围光线昏暗的行星。报告称,目前相关技术仍处于研发阶段。即便是将于2021年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号称“史上最强”的望远镜,也仅是一个红外仪器,用于观测宇宙中较寒冷天体。   目前设想的大型望远镜包括“宜居系外行星成像任务”(HabEx)和“大型紫外/光学/红外巡天望远镜”(LUVOIR)。据悉,HabEx将能够直接拍摄环绕其他恒星的行星,并测量它们的大气层;LUVOIR将能够直接观测系外行星,搜寻地外生命信号。   报告还建议NASA加大开发生命探测技术的力度,以推进对生命的搜寻。   将天体生物学纳入任务所有阶段   此外,报告认为,要想取得成功,除了技术装备,NASA需要将天体生物学纳入不同类型任务的所有规划阶段。   天体生物学主要对宇宙生命的起源、演化、分布和未来进行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自NASA的《天体生物学战略2015》发布以来,该领域已获得快速发展,最近的进展强化了天体生物学在NASA任务中的作用,NASA需要更新的天体生物学科学战略。   报告还指出,到目前为止,具有天体生物学目标的行星探测任务的规划、实施和运行,往往倾向于地质学视角而非以天体生物学为重点。将天体生物学纳入任务的所有阶段,从开始到开发,再到运营。而且,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行星学和天体物理学融入天体生物学研究,将更好地展示生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舍伍德·洛拉尔说:“天体生物学与许多其他科学领域的区别是:强调对各种科学专业进行整合的跨学科思维。”   重点关注地下生命   该报告还强调,我们不应囿于宜居性,用来寻找地球及其他地方生命的证据——生物印记的范围需要扩展。   舍伍德·洛拉尔说:“新建议提出要进行系统层面的思考:将行星看成一个‘整体乐章’,宜居性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一段旋律’。”   这种思维的转变部分源自于科学家在世界各地获得的新发现,这些发现揭示了生命可以顽强到何种程度。从以化学物质为生的微生物所生活的深海热液喷口,到严酷的阿塔卡马沙漠以及远至南极洲的冰层之下,生命都不断涌现。此前,科学家曾一度认为这些地方的环境太过严苛,生命无法生存。但上述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证明,正如古语所说“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某种生命来说不宜居的地方,对于其他生命来说,却可能是天堂。   新报告尤其强调了地下生命的可能性,NASA应该专注于研究和探索行星地表之下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因为最近的新发现已经证明了地球表面之下生命的广度和多样性,也证明了火星表面下的流体性质,以及在拥有地下海洋的行星和卫星中维持生命的地质过程的可能性。   该报告还强调了识别生命的关键挑战:准确发现和解释科学家所谓的“生物印记”(biosignatures)——生命的化学变化特征。报告称,与我们所知生命不同的潜在生命,可能拥有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生物印记,这些生物印记是一些与特定的新陈代谢或分子“蓝图”、或我们目前所知的生命的其他特征无关的生命迹象。这些生物印记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直白,特别是在太阳系外,很难定位,“宇宙并没有给我们显示指向它们的巨大光标”。   该报告也标志着地外智能搜寻(SETI)重入主流研究。SETI尝试探测来自技术先进的外星文明的无线电波或光波信号,以寻找像人类这样的生命,而不是单细胞生物。1992年,NASA推出SETI项目,但一年后一位参议员砍掉了预算里所有用于SETI的资金,项目终止。不过,在被“束之高阁”25年后,美国国会不久前准备给NASA拨款1000万美元,让其重启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舍伍德·洛拉尔指出:“深入研究我们从其他行星系统中获得的发现,还可促进我们在地球上进行的研究,并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身。”(来源:人民网)

2018-10-12

气象专家解读“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

  10月1日至10月6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48次全会在韩国仁川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并于10月8日正式发布,引起了全球的普遍关注。这是继2014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表第五次科学评估报告之后,发布的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翟盘茂作为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出席了该会议。   “这份报告不是为特定的某个国家政府所写,而是为全世界写的。各国政府可以从中了解到1.5℃全球增暖的路径和2℃增暖路径相比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温升控制在1.5℃的对策建议及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协同和权衡。而能否把温升控制在1.5℃,取决于全社会各个方面是否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型。”翟盘茂说。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室副主任黄磊表示,近年来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加剧,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和人口增长,1750年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导致了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增加,达到了过去80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活动已成为影响地球环境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面对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带来的严峻挑战,不论国别和信仰都应积极采取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黄磊介绍,IPCC发布的系列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系统地给出了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密切相关的科学结论。其第六次报告最终遴选确定了721名作者,其中中国作者37名,分别来自21个部门、科研机构和高校;中国科学家入选人数仅次于美国的74名、英国的45名,与澳大利亚并列第三,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黄磊说,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为进一步提升应对极端气候灾害的能力,需要将应对极端气候灾害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内容,强化极端气候灾害风险防范措施,健全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防灾减灾机制。(来源:人民网)

2018-10-1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多重挑战,加快转型、推动绿色发展的呼声不断增强。“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大陆,沿线地区生态环境具有敏感性和污染跨境传输等特征,其东西两头分别是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资源富集、生态相对脆弱、敏感、破碎的大陆腹地。沿线地区面临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缓解水资源危机、防治沙漠化、治理跨境污染、消除贫困、预防自然灾害及疫情传播等重大资源环境风险和可持续发展难题。   在全球变化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出现生态环境问题加剧并将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风险和危机,直接危及沿线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和一些沿线国家积极探索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开展生态环保合作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推动沿线国家跨越传统发展路径,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最大限度减少生态环境影响,是实现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一、指标体系与国家选取   绿色增长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策略,如何监测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迈向绿色增长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一套“绿色增长监测指标系统”,用来衡量绿色增长绩效,依据OECD的定义,绿色增长是指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能够兼顾自然资源的质与量,能够提供人类生活福利的环境质量。为实现绿色增长,经济体系必须促进投资与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与持续增长能量,并开创新的经济机会。由此可见,衡量绿色增长,不仅关心与维护自然资源与绿色环境,而且更重视所衍生的新增长机会,因此,OECD构建的绿色增长监测指标系统,包括环境与资源生产力,自然资源存量、环境与生活质量、政策响应与经济机遇、社会经济背景5个方面。本研究报告参考OECD(2017)绿色增长监测指标架构,参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情况,筛选12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14个国家(包括中国)1990~2015年以来的绿色增长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价。   对于国家的遴选,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国家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国际及区域内的重要性,遴选出以下13个国家进行评价(表2)。   二、“一带一路”国家社会经济概况   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人均GDP保持不断增长势头,其中所选国家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泰国的人均GDP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波兰、匈牙利等欧洲国家在2015年的人均GDP为最高,印度、越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东南亚、南亚及中亚部分国家2015年的人均GDP为所选国家中最低(图1)。 图 1 “一带一路”部分国家人均GDP情况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增长趋势   (一)、沿线国家绿色增长分析   1、环境与资源生产率   (1)CO2生产率   CO2生产率中,选用每与能源相关单位CO2排放产生的GDP(单位:美元/千克,2010)及基于生产的CO2排放强度(单位:吨)两个指标。基于生产的CO2生产率反映的是每单位CO2排放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基于生产的CO2生产率指的是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总CO2的直接排放。从图2可知,匈牙利,阿塞拜疆、土耳其、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泰国、印度等国家的单位能耗所产生的GDP值高于全球平均值,中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单位能耗所产生的GDP值低于全球平均。从人均CO2排放来看(图3),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中国等国家的人均CO2排放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图2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与能源相关单位CO2排放所生产的GDP   图3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人均CO2排放   (2)能源生产率   能源生产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投入系统的能源要素与该系统所创造的附加价值的比率。能源生产率可用来衡量能源消耗利用效率。能源生产率方面,选用每单位总初级能源生产供给(TPES)所产生的GDP 与人均TPES两个指标进行分析。2000-2014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升,每单位TPES所产生的GDP(美元,2010)中,欧洲国家土耳其、阿塞拜疆、波兰、匈牙利等国家提升最高,俄罗斯与部分中亚国家较低。 图4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每单位TPES所产生的GDP 图5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人均TPES   2、自然资源基础   自然资产基础通常用森林、水资源、土地资源相关数据与指标,但由于受数据收集的限制,在所选的国家中,选用森林可持续管理认证面积比例、人均淡水资源抽取及水资源压力进行部分分析。森林可持续管理认证是指在发展前提下,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森林资源开发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三者协调发展的管理方式,在可以找到数据的7个国家中(图6),乌克兰森林可持续管理认证面积占其国内森林面积的比例增长最快,其次为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从绝对面积来讲,中国的认证面积在亚洲位居前列。水资源方面,人均淡水资源抽取在可以找到数据的5个国家中,土耳其近几年有加大趋势,中国略微增长,匈牙利、俄罗斯与波兰呈现下降趋势。在水资源压力方面,中国与土耳其近几年的水资源压力略有上升,波兰、匈牙利与俄罗斯的水资源压力在波动中略有下降。   图6 2000-2014年部分国家森林可持续认证情况 图7 2000-2014年“一带一路”部分国家人均淡水资源抽取与水资源压力   3、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主要用PM2.5 人均暴露量、暴露于10微克/m3及35微克/m3的人口百分数三个指标进行比较。PM2.5人均暴露量是指PM2.5浓度在24小时内的总累计。在所选国家中,印度与中国最为严重,且呈现增长趋势(图8)。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俄罗斯暴露量较小。暴露于10微克/m3的人口百分数中,所选国家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越南、泰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外,绝大部分国家差异非常小。暴露于35微克/m3的人口百分数中,中东欧及西亚中东国家非常小,塔吉克斯坦、印度与中国的人口比例较大(图9)。 图8 2000-2015年部分国家PM2.5平均人口暴露度情况 图9 2015年部分国家暴露于10微克/m3与35微克/m3PM2.5的人口百分数   4、经济机遇与政策响应   经济机遇与政策响应中,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用与环境相关技术的发展作为衡量指标。2000-2013年,与环境相关技术占其国内所有技术的比重在所选国家中大都呈增长趋势,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波兰等国家更为注重绿色技术的研发,而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绿色技术研发到目前为止尚未起步。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与环境相关绿色技术在其所有技术中的比重较低(图10,图11),技术的相对优势有待进一步提高。   图10 2000-2013年与环境相关技术占其国内所有技术的百分数 图 11 与环境相关技术的相对优势   与环境相关技术占全球发明的比重中,中国在所选国家中独居鳌头,并呈现出大幅增长的趋势,其次为印度(图12)。而在占其国内所有技术的比重中,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值得关注,这个国家不仅环境技术比重大(图13),其环境技术的相对优势也是所有所选国家中最大(图11右)。 图 12 2000-2013年与环境相关技术占全球发明的比例及占国内技术比重 图13 2013年与环境相关技术占其国内所有技术的比重   无一例外的是,所有所选国家与环境技术相关的人均发明数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环境技术相关的创新能力低于全球水平。波兰、匈牙利与中国在2013年的人均发明数在所选国家中居前(图14)。 图14 2000-2013年与环境相关技术的人均发明数   (二)、“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增长总体态势   1、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与人均CO2排放增长密切相关(图15)。碳生产率总体上有很大的提高,甚至部分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数值有了很大的降低(绝对脱钩),除经济活动的下降因素外,这反映了工业结构的提升、能源供给结构的变化与能源效率的提升(图16)。 图15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人均GDP与人均CO2排放(2014) 图16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人均GDP变化与人均CO2排放变化关系   2、绿色进展程度不均一,差距较大 由于数据获得性的限制,本报告分两组对所选国家2000-2015年的绿色发展进行总体评价。利用10个维度指标的评价中,该组6个国家中,波兰、土耳其与中国的绿色进展最大,印度在同期取得的进展最小(图17)。利用5个维度指标评价的7个国家中(图18),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家同期的绿色发展进展最大,越南最小。 图17 2000-2015年间部分“一带一路”国家10维度指标绿色增长进展 图18 2000-2015年间部分“一带一路”国家5维度指标绿色增长进展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CO2排放仍在持续增长   由能源使用产生的CO2排放在全球范围内仍在持续增长。2014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CO2排放达到了323.8亿吨,比1990年增加58%。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于生产的CO2排放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二)、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仅达到了相对脱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生产率总体上有很大的提高,甚至部分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数值有了很大的降低(绝对脱钩),除经济活动的下降因素外,这反映了工业结构的提升、能源供给结构的变化与能源效率的提升(图15,图16)。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生产率有很大提升,但部分国家仍然很低   “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生产率在2000-2014年间有了很大的提升,印度、格鲁吉亚和泰国的能源生产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高。部分国家的能源生产率在1990—2015年间提升了2倍,但国家间的能源生产率水平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所选国家的,乌克兰为最低。   (四)、PM2.5人均暴露量仍处于危险的高水平   尽管在减轻PM2.5暴露方面有很大进展,但文中所选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M2.5暴露量均处于严重的危害性水平。所选国家无一能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空气质量指导(WHO Air Quality Guideline)的PM2.5每年暴露量10微克/m3的标准。而这一条线仍然为不安全阈值,10微克/m3的标准仍然与WHO列出的诸多疾病相关。   (五)、中国与印度与环境相关技术的贡献在不断增大   与环境相关技术的发展中,中国与印度的技术在不断加大。在一些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国家,其对全球环境相关技术的贡献几为空白。   (六)、中国与环境相关技术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   中国对全球环境技术的贡献在不断增长,2013年的数据表明,其对全球技术贡献增大到了4.02%,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位居前列。但是,通过作者与美国(23.53%)、日本(23.53%)、德国(12.69%)、韩国(9.32%)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巨大。   (七)、“一带一路”沿线低专利活动国家为绿色国际技术转移提供了机遇   绿色友好技术的扩散可以以最小成本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也可以促进绿色增长的转型。除中国、印度与俄罗斯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环境相关技术的专利活动普遍较低,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过程中,可以与低绿色技术创新国家进行专利技术转移与合作。   [ 王勤花 王宝 王鹏龙 ] 撰稿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重要的石油与天然气产区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其中东亚1国、中亚5国、蒙俄、东南亚11国、中东欧19国、南亚8国,以及西亚、中东19国,总人口约44亿,约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2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9%。该地区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天然气产区,从资源储量看,石油剩余探明储量约占全球的55%,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约占全球的76%;从产量看,原油产量约占全球的51%,天然气产量约占全球的49%。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装备市场空间巨大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石油装备制造工业基础薄弱,对石油装备的需求涵盖油气上、中、下游各个领域,年需求规模超过300亿美元,市场空间广阔,只不过在细分产品市场上不同国家的需求情况各不一样。   从目前情况看,中亚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制造水平落后,所需装备大部分依靠进口,现有设备老化严重,近年来需求较大的产品包括防腐、抗酸、耐腐蚀设备,以及抗挤毁套管、耐腐蚀集输管道等,目前中国占有中亚地区油气装备制造低端市场的40%左右。俄罗斯工业技术雄厚,石油设备大部分为本国制造,对外需求主要集中在海洋装备及高端设备,例如北极勘探装备、海洋钻井平台、极地低温轨道钻机、电潜泵、固井和压裂设备、大型LNG装备和大型压缩机组等,中国在俄罗斯油气装备市场的所占份额较低,但是自2014年以来欧美国家对俄实行制裁,不再向俄提供石油设备和勘探开发技术,俄各油气公司开始加大与中国石油装备制造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力度。中东地区石油装备制造业欠发达,石油装备供应商主要为欧美跨国公司,本土制造企业主要是当地长期依附于各石油公司的内部子公司、贸易公司、服务公司等,依靠当地政策保护,参与勘探开发产业中低端产品和服务项目投标,欧美跨国公司在西方石油公司和产品要求高的市场具有垄断地位;中东地区国家市场基本开放,但产品注册制度严格,对欧美国家产品的接受度高,市场需求较大,目前中国在中东地区油气装备市场部分产品已经产生影响,但总体上所占份额还较低。东南亚地区石油装备制造业欠发达,供应商也主要为欧美跨国公司,油气装备市场重点是海上装备,特殊需求集中在海洋装备及高端炼化设备,目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油气装备制造市场所占份额也较低。   三、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业应该紧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加快推进国际化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加快实施,以及我国与沿线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格局的形成,为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带来日益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应抓住机遇,勇敢“走出去”,尤其是向西拓展市场,努力扩大在中东、俄罗斯的市场,同时扩大培育在中亚、西亚以及南亚的国际能源装备市场。为此建议:   首先,要充分利用好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创造的良好市场环境。   自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陆续受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正在形成积极互动的良好合作环境,这就为包括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业在内的许多产业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机遇。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应该紧紧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技术和产能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多途径、多方式寻求合作,快速推进国际化发展。   其次,要积极创新能源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思路和模式。   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业过去主要是通过货物贸易的形式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例如我省的能源装备龙头企业兰石集团多年来凭借自身的产品技术优势,已经有多个品种的产品销往中东、中亚、非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但要适应新的国际合作形势,还需要积极探索新思路与新模式。   一是要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实施,推动国际产能和能源装备制造合作。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工业发展的需求,以“工程”带“产业”,加快能源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能源需求将不断加大,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工业发展需求也将增加,能源装备市场前景广阔。作为我国能源装备制造业的方面军,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应该积极参与,通过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不断扩大自己的产品市场。   二是重视多种方式拓展海外业务。例如,通过油田服务与设备租赁业务的相结合,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模式;针对该地区相关国家油气田勘探开发技术能力有限的现实,积极开展EPC总包业务;通过创新优化生产组织、运营管理和商业模式,合作形式着力从产品贸易向“产品贸易+产能合作+服务增值”的三位一体协同转变,合作领域着力从以产品为主向“装备+技术+标准+品牌”等全产业输出转变,全方位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1]。   三是高度重视优势技术和自主品牌的培育。通过抓品牌建设,培育和扩大自有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促进扩大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四是注重推动产业链成套化“走出去”。应以能源装备制造为龙头,以境外产业合作园区为主要载体,推进上下游配套企业一体出海,在区域范围内形成相对完整产业链条,形成相关企业间紧密耦合的发展体系,提升“走出去”的成效和抗风险能力。例如,已经建成的赞比亚谦比希工业园、泰国罗勇工业园、巴基斯坦的海尔工业园等都是我国制造业链条化“走出去”的典型代表。   五是要做好统筹规划,着力打造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要重视加强与当地企业的合作,构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以开放合作的机制,将自身技术优势、产能优势乃至资金优势与国外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结合,科学谋划战略布局,最终推动形成面向共同市场的命运共同体。   六是突出发展重点,围绕优势产品启动一批产能合作项目。可以综合考虑和评估一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油气资源享赋、对外合作政策以及财税条款优劣、内部投资环境稳定性、外部地缘政治风险、与我国企业己有合作基础等因素,把握重点方向,聚焦中亚、中东等重点地区的国家和有传统合作关系的俄罗斯,立足甘肃省能源装备企业的自身优势和特点,筛选确定一些重点合作项目。可以结合近年来我国能源装备产品出口统计数据以及市场规模、技术成熟度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一些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项目切入。例如,近期可以考虑围绕钻机、采油装备、石油钢管、动力装备等产品,重点围绕“两管”(输送管、专用管)、“三机”(钻修机、抽油机、柴油机)和“两泵”(电潜泵、泥浆泵)等,启动实施一批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第三,要督促相关企业着力做好关键领域的风险防控工作和机制保障。   一是要着力加强投资风险防控。督促企业提前了解目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及市场环境,预先做好各种情况的调研并制定相应预案,加强风险应对措施的研究和落实。   二是要着力加强与金融保险机构的合作。“走出去”的企业要善于学习和借鉴经验,善于借力发展。应重视加强与相关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联系,特别是抓住国家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契机,积极拓展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海上丝绸之路银行等的合作,将产能合作项目实施与融资保险连接起来,形成金融支持与保险保障合力。 [ 吴新年 ] 撰稿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1] 张晗亮,李宝功,霸雯.中国石油装备制造企业演化国际合作策略建议[J].国际石油经济,2016,24(12):44-49.

  服务化是现代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之一。整个装备制造业逐步由产品贸易转向“产品+技术+标准+服务”,越来越强调用户意识,强调对下游产业的全程化、全方位的服务与支持。整个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理念正在彻底转变,不是简单地卖产品,而是帮助用户构建发展能力,帮助用户实现发展诉求。   针对甘肃省能源装备制造业谈这个话题,基于4个“有”,即:有需求、有必要、有可能、有前景。   一、有需求   现在我们谈论的目标市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西亚、南亚、非洲和中东等地区的国家,现代工业普遍欠发达。在其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对能源工业的需求更是巨大。而能源工业的发展,除了装备的投入以外,装备使用与维护技术服务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就要求必须有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者。对于这些有发展诉求的国家来说,只要有经费投入,很快就可以买到装备,但要培养出可以运维这些高技术装备的技术工人,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且后者的投入和保障必须是长期持续的,总投入也是很大的。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该地区能源装备市场欠发育。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必须要有更高效、经济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能源装备制造企业都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可以帮助这些地区的国家解决它们面临的难题。当然,我国的能源装备制造企业更需要通过加强售前、售后的技术服务培育或刺激市场发育,来支持和带动产品市场拓展、产能合作和产业融合发展。因此,有这样很现实的市场需求,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重视和发展这一类业务。   二、有必要   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已经习惯了“我是干什么的、我能干什么、我想继续干什么”的发展理念与模式,这样的理念与模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需要转变发展理念,重构业务体系,建设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体系,其中方向之一就是要增强和扩大技术服务。   有人对工业4.0背景下工业企业产品价值形成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生产环节在工业制品价值构成中的贡献率在持续降低,而售前、售后的技术服务环节(包括需求对接、产品设计、技术维护等)的贡献率更大或不断增大。   另外,装备产品的营销,不同于一般消费品,更不能有时尚消费品的营销理念,不能是产品卖出去就完了。装备制造企业与用户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产品买卖的关系,卖出一台(套)产品,实际上就是构建起了与用户的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即一次交易就是一个共同发展格局形成的开始。随着自身产品用户满意度的提升和用户口碑的形成,自然会带来更好的市场效应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用户营销,即让用户帮助你推销产品,有时候会取得更好的市场效果。   而当自身产品的用户规模扩大以后,技术服务业务的市场就会更大,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也会得到保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技术服务虽然单次的收入不高,但利润率相对较高,当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后,企业总体收益是有保障的,也是可观的。实际上,对于能源装备制造企业来说,技术服务市场会成为越来越大的市场、更有前景的市场。   三、有可能   目前能源装备制造业推进服务化转型发展已经有了新的条件和环境。随着“大智移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云服务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为能源装备制造业更加高效、经济地开展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服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支持。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可以借助于远程实时监测系统、远程故障诊断系统,帮助用户实时监测装备,尤其是一些关键设备或部件的运行状态,适时给用户以技术指导与支持,尽可能将一些设备故障消灭在萌芽阶段,帮助延长装备产品的生命周期,并使所卖出的设备更长时间地运行在一个良好状态,为用户创造更多的效益,同时也提升产品用户满意度,赢得更好的用户口碑。   因此,在当前阶段推进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同时加快推进智能化也是必要措施之一。有两个方面:智能制造和制造智能。即: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企业自身的智能化,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提升自身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装备产品的智能化,帮助和支持下游制造业完成产业革命,打造新的生产能力和新型业态,推进整个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   这里说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甘肃的能源装备制造业已经有较好的历史积累。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业基本上是伴随着我国能源化工工业发展起来的,曾经在我国石油工业和能源化工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0多年的积淀,在一些产品领域形成了很强的技术优势,具备了转型发展和拓展新型业务的基础和条件。   四、有前景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也因为行业竞争的加剧,一些石油公司已经或正在向油田企业转型,逐步将原来自主配套组织的装备及技术服务业务,与其主业进行剥离,转由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来满足;一些能源装备制造公司则抓住这样的机会,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延伸和拓展业务,承接相关的技术支持服务业务。这样,油田企业通过降低投入成本,提升了生产经营效益;装备制造公司通过帮助油田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经营效益,打造与油田企业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开拓形成新的发展空间。   据有关统计,2016年全球油田技术服务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90亿美元,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市场。今后,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发展,相关的技术服务市场也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市场,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应该紧盯这部分市场,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形成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总之,从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看,能源装备市场的消费侧已经或正在发生一些改变,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那么,装备制造业供给侧也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否则,你的发展模式、经营理念、产业路径就是不符合发展形势要求的,是没有发展前景和出路的。甘肃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应该充分认清发展形势,积极调整发展策略和经营模式,重构适应未来发展形势的业务结构和能力体系,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尽快发展成为具有更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群。 [吴新年] 撰稿   (版权说明:本文据兰州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吴新年研究员在“第二届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论坛”所作专题发言整理,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能源资源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人类认识、开发和利用能源的历史密切相关。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能源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会直接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程,人类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变革和更替。当前,人类正处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即第三次革命)的初期。   一、前两次能源革命回顾及世界能源变革发展的基本特征   纵观人类发展史,在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先后经历了“柴薪时代”、“煤炭时代”和“油气时代”,目前正在步入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新能源共同主导的新时代。能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每次能源革命都会给社会生产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引起经济发展的飞跃。能源革命往往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伴生于产业革命之中。通常是工业革命触发了能源革命,能源革命成就了工业革命。至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已发生过两次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   第一次能源革命——实现了主导能源从薪柴向煤炭的转变。与薪柴相比,煤炭能源密度高、便于运输、生产不受季节限制等优势。随着煤矿开采技术的进步,煤炭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加广泛。176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875年法国建成世界上首座燃煤发电厂,人类文明的进步促进了煤炭产业的加快发展,并于19世纪80年代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例超过了薪柴,成为总量最大的一次能源,完成了人类主体能源由薪柴向煤炭的第一次重大转换。以煤炭取代薪柴,使能源行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改变了农业作为能源提供者的角色,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活动之中,引起产业结构、人口结构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性变化,推动了工业革命。而以蒸汽机为核心技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煤炭需求,使得其可以作为主要能源在人类历史上持续百余年。   第二次能源革命——实现了主导能源从煤炭向油气的转变。19 世纪70 年代至20 世纪初,以发电机、内燃机、电动机的发明与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同时也引发了第二次能源革命。首先,1886年戴姆勒汽油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使得更为高效的能源资源——油气的需求量大幅提升。其次,工业发电机的推广和使用,可以使得人类规模性将光、热和机械运动等能源形式转换成电能,并通过电网实现远距离传送,这进一步扩大了人类对油气资源的需求。第三,油气地质理论、钻完井和炼化等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油气产量大幅提升,有效保障了油气供应,使其消费快速增长。1965年油气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例占比超过50%,取代煤炭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完成了人类主体能源由煤炭向油气的第二次重大转换。内燃机、发动机必须使用由原油炼制的成品油,因此第二次能源革命也促进了以石油炼制行业和发电业为代表的能源加工业的发展。内燃机、发动机等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为“汽车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推动了以电气化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通过对上述两次能源革命的简要分析,对世界能源发展可形成六点基本认识:一是,主导能源不断更替,向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可持续方向发展,能源结构不断优化;二是,科技创新(特别是能源科技创新)在能源变革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引领能源变革和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三是,能源革命总是与产业革命相伴生,产生新的能源产业并且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四是,能源革命的影响一次比一次深远,能源革命的范围更加广泛;五是,能源革命是对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不是简单的后一种能源对前一种能源的完全替代,退出主体地位的能源仍将会在能源构成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对其的利用方式则会伴随能源革命发生重大改变;六是,在考虑到为经济社会发展选择和提供安全、高效、可承受供给时,不仅要考虑对该能源的经济可承受性,更要考虑环境可承受性。   二、新一轮全球能源革命前瞻   自进入工业化时期以来,能源在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世界各国大量开采和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许多的危害,引发日益严重的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空气污染等,在不同程度上损害着地球环境,甚至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人类对绿色生态环境需求的不断提升,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成为大势,天然气和新能源等作为清洁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例将逐步增大。   新一轮能源变革将蓬勃兴起,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储能、智能电网等技术领域不断酝酿新的突破,呈现多点突破、加速应用等特点,不仅将引发能源体系巨大变革,甚至有望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在论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提到其必须包括“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新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新能源和新通讯技术的融合”,因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物联网等不断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新一轮能源革命的目的,是以新能源(如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核能等)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能、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氢能等)逐步代替传统的高碳化石能源,实现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发展高效清洁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各国核心政策导向。如欧盟提出2050年比1990年GHG排放减80%~95%,可再生能源占终端能源达75%;美国计划2035年清洁能源占总电力的比重达到80%,丹麦计划2050年完全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我国近期也提出了“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的能源革命战略以及在《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中布局了15项能源技术创新重点任务。新一轮能源变革已经蓬勃兴起,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分布式能源、储能系统、碳循环系统、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技术领域不断酝酿新的突破,呈现多点突破、加速应用等特点,不仅将引发能源体系巨大变革,甚至有望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   三、思考   (1)新一轮能源革命将促使能源结构向更加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可持续方向发展,此次能源革命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奏和组成部分,因此,我国在制定能源发展战略和举措时,应顺应这一趋势,重视能源的环境效应,走能源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2)抓住新一轮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契机,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在“节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和“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绿色低碳、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从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能源体制方面着手,改变和优化我国传统高碳能源结构。   (3)立足我国能源现状,谋划推动能源革命。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阶段,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增长;能源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以往的能源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的能源革命必须摒弃其他国家的惯用模式,走一条新型发展之路,采取多元化能源供给方式,加快以传统能源清洁利用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的新型绿色可持续能源体系建设。   (4)科技创新是实现能源革命的支撑,我国应鼓励适合我国国情的创新方式和途径。科技创新是能源发展过程中的先导力量,但各国因国情不同其所依赖的科技创新方式和途径不同。美国有十分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小企业创新活跃,科技创新体系极具活力;日本和欧盟通过政府引导和大型集团科技创新培育了引领世界的精细能源科技产业。我国应通过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来打通科技创新的制度通道,通过构建规范的技术创新成果交易市场健全产权保护制度,通过构建我国特色能源科技体系指明关键能源科技攻关方向。   (5)合理的政策和制度是推进能源革命的保障。重点构建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及配套市场结构和体系,健全能源监管体系,推动能源体制良性高效运行。同时,加强配套产业政策制订,推动能源战略储备技术的研发和示范。 [郑军卫] 撰稿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编者按:本文选编自《中国生物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此书是国内第一本介绍生物农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的著作,由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农业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组成的战略研究团队共同主持完成,杨星科、马齐、高峰等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董利苹、高峰、古志文、靳军宝、李延梅、任珩、田晓阳、王君兰、赵勇、郑玉荣参与编写。   一、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政策环境营造战略   生物农业产业战略和政策研究要坚持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提出适合我国生态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生物农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生物农业全产业链现代化持续发展。要将生物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主要发展形态和模式,在各项农业发展规划中予以重点扶持。根据区域生态环境差异,恰当布局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和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合理发展区间。针对农业生物技术、生物型农业生产资料、种养殖产业的不同环节,研究设计差异化的产业促进策略和政策激励措施。   研究完善引导生物农业企业加大长期研发投入的财税激励机制。通过国家生物农业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推动设立一批从事不同阶段投资的专业型生物农业创业投资机构,鼓励金融机构对生物农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引导担保机构积极提供融资增信服务。完善生物农业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依法保障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益,研究建立生物农业产业领域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估制度,提高创新效率和质量。   建立健全推动生物农业发展的协调机制,加强宣传工作,统一各方思想,形成广泛共识,打造生物农业的良好发展氛围和环境。积极调动社会和企业资源,形成促进生物农业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合力。农业部要与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部门加强统筹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生物农业发展规划和重大行动计划等工作方案,加强生物农业与国家相关科技、产业专项等的衔接,强化对年度计划执行和重大项目安排的统筹指导。加快研究出台有关政策措施,确保国家生物农业相关规划任务落到实处。建立中央与地方信息沟通平台,形成高效协同机制。各地区要根据当地比较优势和产业发展现状,科学确定生物农业发展定位,出台政策措施,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链分工和区域协作配套。   二、加强理论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技术创新跨越战略   从促进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构建我国生物农业学科理论和技术体系。基于系统生物学、整合生物学等最新生物学理论的学科交叉融合思想,综合应用生物学领域所有有益理论,并吸收信息科学、计算科学等现代科技手段,建立系统化跨学科的生物农业学科理论体系和针对我国农业生物资源特点的现代化生物技术体系。如面对人口增加、粮食单产徘徊以及集约化农业环境代价日益加剧的严峻局面,可对充分利用区域光温条件的作物代谢研究成果指导培育新品种、各个区域作物高产水平和高效目标要求与水肥供应阈值耦合成果,把光能转变为生物能的最新成果运用到植物光合作用中,降低对土壤、水分的过度利用水平,利用现代信息和计算机技术,通过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对进行追肥、施药和灌水等苗情分类管理技术进行技术集成与创新,在将高产和高效结合的同时,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以实现大面积高产高效。   要充分发挥农业科研机构和农林类高校的技术优势,不断强化其公益性地位,同时加快成果转化步伐,使其在现代农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强大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吕春波,2013)。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学科与专业的设置,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针对制约农业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联合攻关制度,促进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合协作(蒋和平,2012)。   对科技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必须彻底改革农业科技立项、科研选题、课题组织、成果评审及职称评定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活机构的活力和创新人员的积极性;完善科技成果评审制度。   完善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有效利用市场需求技术创新模式,技术供给创新模式,技术创新诱导模式和政府政策推动模式等多种创新动力模式,为生物农业发展提供新动能。   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包括科研、教育、推广三部门的协调和推广服务主体之间的协调。建设符合国际惯例和自身发展规律的国家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逐步在全国形成一个布局合理、分工明确、高效运作、联动一体的农业科技创新协作网络。   进一步完善农业知识产权法律及其配套规范,政策导向全社会重视农业知识产权,重视围绕关键性农业技术领域构筑农业知识产权防御体系,通过制定政策,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科技机构评价(评估)技术体系,组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互助组织,促进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发展。   三、重视新型农民培养,实施人才培育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今年“两会”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农民观”的新表述。   实施生物农业人才培育工程,着力建设生物农业科技人才、经营人才和现代新型农民三支队伍的培养建设力度。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那个发展的意见》指出,农村已经成为创业创新的热土。据统计,近年来,过去从农村流向城镇的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创新人数累计达到570多万人,其中农民返乡工返乡创业累计450万人(秦志伟,2017)。   面向生物农业学科和技术发展需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作用,培养生物学、农学高层次复合型研究人才。同时,立足产业发展需求,着力培养生物农业创新创业人才,特别是针对返乡创业农民工开展培训,使之迅速成为生物农业发展的生力军。优化强化面向生物农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企业家,推进生物农业技术转化、企业发展、经济繁荣。   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联合建立生物农业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建立人才及人才团队在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流动的畅通渠道。完善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引导人才在生物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合理分布。加大对生物农业技术高端人才及创新团队的引进力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促进生物农业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连维良,2012)。   四、加大资金投入,实施示范带动战略   切实解决生物农业融资渠道不畅、资金短缺问题。首先要整合政府资金,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对生物农业的支持力度;其次支持生物农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增加对生物农业企业的投资;最后加大政策性金融对生物农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根据现代生物产业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长周期等特点,结合国家税收改革方向,研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现代生物农业发展。随着科技金融的创新发展,推进生物农业科技基金的形成和发展。   发展生物农业,必须示范基地建设先行,强力推进生物农业示范带动战略的深入实施。当前在各地已经形成众多有机绿色示范基地,形成一些特色品牌,为生物农业发展带来积极效果。进一步激励农民、合作社、企业向生物农业的方向发展,形成各种各样的特色生物农业示范基地,打造绿色品牌产品,推进农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形成大力发展生物农业的良好局面。   陕西省大荔县生物农业规划         大荔县主导生物农业产业发展总体布局示意图   五、加强市场开拓,实施绿色健康产品推进战略   如前所述,土地污染、水污染、重金属残留等带来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与民众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供给绿色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已经成为关系民生的国家重大需求,必须从农作物种植、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加以控制,才能形成全链条的安全通道。   建立生物农业技术新产品需求激励机制。打破区域垄断,扶持生物农业创新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完善生物良种、绿色农业生物制品补贴政策,推进基因农业、绿色生态农业生产不断扩展。稳步推进非粮种植产业化示范。加大力度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加快淘汰落后产品、技术和工艺,促进新兴绿色技术、产品的推广应用(连维良,2012)。   加强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绿色健康农产品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以生物农业发展推进绿色食品安全优质精品品牌建设, 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引导并行, 以满足高层次消费需求为目标, 带动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全面提升。   六、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   (1)引进以色列、丹麦、欧美等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理念,推进我国生物农业升级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生物农业发展提供重大机遇。“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44亿人口,时空域上具有范围广、周期长、领域宽等特点,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郭华东,2016)。把握“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农业发展机遇,重点是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农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大力推进具备竞争优势的农业资本和技术走出去,引导农业技术企业输出先进农业技术,特别是加强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2)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机遇,输出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富余资金、成熟技术,扩展农业发展空间。   2012年12月,国务院印发《生物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增强生物农业竞争力。围绕粮食安全、生态改善、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发展等重大需求,充分发挥我国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优势,加强生物育种和农用生物制品技术研发能力建设,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加快开展新品种研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完善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加快发展,促进农用生物制品标准化高品质发展(李慎宁,2013;刘学智,2013;孟弼胜,201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属于发展中国家,除了公路、铁路、港口以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都很薄弱外,也缺乏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生物农业产业,全面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是实现我国农业技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的重要路径。   (3)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和资金保障。   政策环境和融资机制是一切产业发展的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与有关国家元首进行会晤,深入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得到了沿线绝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不乏农业国家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农业项目一般启动较快、易得民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农业领域合作往往容易率先实施,这就为农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和资金配套支持空间。目前方兴未艾的绿色金融机制,倡议更多的资金投向绿色生态产业,这些资金对于我国特色农业“走出去”来说更是可谓“久旱逢甘霖”(陈寒凝,2015)。 [高峰 马齐] 撰稿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2018年6月7日,《自然》杂志发布最新年度即2017年自然指数评估结果[1],这是《自然》杂志连续第6次发布完整的年度全球自然指数评估结果。自2016年开始,《自然》杂志对评估结果进行优化,特别对科研机构予以细分,正式对国立科研机构进行单独排名。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张树良研究员深入分析了我国主要创新单元近3年来的自然指数评估表现,以期全面揭示我国以国立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为代表的主要创新单元的科研实力。   一、关于自然指数与自然指数排名   1、自然指数   自然指数(Nature Index,NI)是由论文计数(AC)、论文部分计数(FC)和加权论文部分计数(WFC)等3个基础指标构成的指标集。AC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论文总数,即如果一篇论文至少有1个国家或机构的作者,则该国家或机构论文计数为1;FC是考虑每位作者对论文的实际贡献而对AC予以修正的结果。每一篇论文FC值为1,为每位作者对该论文的贡献值之和,即该论文每位作者的FC值为按作者总数所得的论文FC值的均值。对于不同机构的合著论文而言,每一机构的FC值为按机构总数所得的论文FC值的均值;WFC则是进一步考虑领域的差别,对FC进行修正的结果。由于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用以评估的4种期刊发文量约占整个领域发文总量的50%,是其他领域期刊的5倍,所以为平衡这种差异,在计算时将该领域论文赋予0.2的计数权重。对于每一机构而言,其FC值或WFC值为该机构作者FC值或WFC值之和。   自然指数评估所依据的论文数据来自68种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由《自然》杂志组建的国际权威专家组所确定),FC及WFC值[2]可以反映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和国家(地区)对全球高水平基础研究产出的实际贡献,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研究主体和国家的科研实力。   《自然》杂志年度自然指数评估的来源数据的基准时限为上一年度标准年全年目标期刊发文数据(如本轮评估来源数据的时限为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2、自然指数排名   《自然》杂志于2013年在其原“自然出版指数”基础上推出自然指数评估指标,并首次以排名榜单形式发布了基于2012年全年论文数据的全球科研产出自然指数评估结果。目前,自然指数评估结果以4类排名形式发布,包括国家排名(Top50)、机构排名(Top500/ Top100)、企业排名(Top100)和领域排名(Top100),其中机构排名又分为机构综合排名、学术机构(高校)排名、国立科研机构排名(2016年新增)、非政府科研机构排名(2016年新增)和医疗机构排名(2016年新增)。   二、我国主要创新单元科研实力分析   1、国立科研机构   2017年,我国共有7所机构入围自然指数国立科研机构前100强,同2015年持平。除排名第一的中国科学院[3]可外,其他6所机构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2)、中国农业科学院(53)、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56)、中国气象局(63)、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73)和中国地震局(80)。除中国地震局排名较2015年有所下降外,其他5所机构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排名上升明显的机构分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排名分别较2015年上升27位、15位和9位。   在入围机构数量方面,我国同法国和英国并列第3位。美国以24所的绝对优势位居榜首,其次是印度和日本,均有8所机构入围。较2015年相比,我国入围机构数量排名下降1位。尽管,中国科学院始终保持领先位置,但同其他领先国家相比,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整体排名相对靠后,除中国科学院外,我国始终没有入围前30位的机构。   除位居榜首的中国科学院外,2017年,自然指数国立科研机构排名前10位的其他机构依次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印度理工学院、西班牙国家研究理事会、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日本理化研究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2、高校   2017年,我国共有83所机构入围自然指数高校前500强[4],较2015年增加19所。中国进入排名前10位的领先高校数量由2015年的1所增至2所;排名前50位的高校由6所增至7所;排名前100位的高校由12所增至16所。除领先的北京大学(8)和清华大学(10)外,中国排名前50位的高校还包括:南京大学(1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8)、中国科学院大学(26)、浙江大学(30)、复旦大学(38)。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进步惊人,排名较2015年上升81位(2015年排名第107位)。   我国入围高校数量排名始终保持在第2位,除排名首位的美国(135所)外,入围高校数量较多的国家还包括:德国(45所)、英国(24所)、日本(23所)、加拿大(19所)和法国(15所)。尽管,与2015年相比,我国入围高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排名方面均进步明显,但从排名领先的高校占比(排名前50位和排名前100位的高校占比)来看,我国同美国、日本、英国等领先国家尚存在一定差距。   除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外,2017年,自然指数高校排名前10位的其他高校分别为: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3、企业   2017年,我国共有9家企业入围自然指数企业前100强,较2015年增加1家。中国进入排名前30位的企业由2015年的1家增至2家;排名前50位的企业由2015年的4家上升至6家。入围前100强的企业包括: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21)、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5)、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32)、中国化工集团公司(37)、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44)、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6)、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66)、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94)和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99)。其中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为首次入围。与2015年相比,除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排名有所下降外,其他企业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排名上升最为显著,分别较2015年上升52位和26位。   我国入围企业数量排名与2015年相同,为第3位。美国(44家)和日本(12家)分列第1位和第2位。此外,入围企业数量达到或超过3家的国家还包括德国(6家)、英国(5家)、法国(4家)、荷兰(3家)以及瑞士(3家)。   2017年,自然指数企业综合排名前10名企业分别为:瑞士罗氏、美国IBM、瑞士诺华、美国默克、英国阿斯利康、美国辉瑞、英国葛兰素史克、新西兰地质与核科学研究所、韩国三星、美国安进。   三、存在问题   1、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科研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待整体提升。尽管中国科学院科研实力和竞争力突出,但其作为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代表,其在国际科研竞争中“一枝独秀”的局面尚未改变,我国其他入围机构在自然指数绝对分值上同国际领先机构的平均水平尚有显著差距(排名前10位的国际领先国立科研机构自然指数平均分值约为除中国科学院外的中国入围机构平均分值的6.7倍)。   2、我国主要高校整体科研实力同国际一流高校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我国排名领先的高校占比相对较低:排名前50位的高校占比,美国超过20%,英国和日本均在10%以上,我国仅为8.4%;排名前100位的高校占比,美国、日本均在30%以上,我国仅为19.3%;另一方面,就自然指数绝对分值而言,我国高校同国际领先高校差距明显:我国进入前50位的高校平均分值为293.9,而排名前10位的国际高校平均分值超过500,即使是排名最高的北京大学分值也同国际领先高校存在显著差距。   3、我国企业创新活力和研发水平同国际领先企业差距明显。我国入围企业整体排名相对较低,同时在自然指数绝对分值方面显著落后于国际领先企业,排名前10位的国际领先企业自然指数平均分值约为我国入围前50名的企业平均分值的5.3倍。此外,我国入围企业仍以传统行业国有企业为主,而排名前10位的国际领先企业有7家来自高科技制药企业、2家为先进IT及电子科技企业、1家为地质及核科技企业。 [张树良] 撰稿   [1] 由于当年发布的自然指数评估结果实际是基于上一年全年论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为避免混淆,本文中评估结果年份均统一采用评估数据的实际年份。   [2] 本文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自然指数评估分值均指FC值。   [3] 中国科学院同时也始终是自然指数机构综合排名第一的机构。   [4] 由于在全球范围内学术论文主要来自高校,所以高校评估基数要高于科研机构和企业。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编者按: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在竞选中他不仅未关注环境问题,还声讨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并拥护美国的化石燃料行业。在上任之后的1年半时间中,特朗普更是动作频繁,出台多种措施调整奥巴马时期的环境保护政策。本文介绍了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的关于追踪特朗普环境保护政策的文章,以供相关研究人员与决策者参考。 2018年5月11日,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网站梳理了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来的环境举措、政策变化和社会各界的反馈。指出奥巴马在任期间曾出台过多项政策,试图遏制环境变化,降低环境污染,然而特朗普政府的系列政策却将之否定,多项行政命令对科研和环境保护产生威胁,并将削减用于这些方面的联邦基金投入。《国家地理》网站会随着政策的发展变化定期更新相关信息。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政策两个领域。 1 调整多项环境保护政策 特朗普上台以后,通过多种措施手段,废除或调整多项环保监管法规,包括水资源、土壤、空气污染的保护条例,以及一些物种保护条例,以使一些地方的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开发活动。表1列举了特朗普执政以来采取的调整环境保护政策的举措。 2 推翻奥巴马时期的气候政策 特朗普上台后扭转了奥巴马政府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政策,从废除清洁能源计划、退出《巴黎协定》、回归传统能源政策、削减气候预算、多渠道降低气候的重要性等方面的措施,导致美国气候政策的全面倒退(表2)。 3 小结 特朗普政府执政之时,恰逢国际社会为对抗气候变化而开展重要行动,而气候变化一直以来都是政党意见分化最集中的问题。近年来首次,共和党得以掌管白宫及国会两院,这就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制国家环境法律。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系列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阻碍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清洁能源的进展。这些政策并不受美国公众的欢迎,美国绝大多数公众都支持减少碳排放。尽管联邦政府层面不断调整各项环保政策,各州、城市以及全国最大的一些企业表现出不断追求低碳经济的决心。2017年6月5日,美国各地的州长、市长、投资人、企业CEO以及大学和学院领导发表题为《支持巴黎气候协议,我们继续前行》(We Are StillIn)的联合声明,向社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无论联邦政府做出何种决定,他们都将继续坚守承诺,奋力前行,继续努力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这一行动开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历史新篇章。 [裴慧娟] 编撰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

  2018年5月15日,来自葡萄牙波尔图大学(Universidade doPorto)、加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Montana StateUniversity)、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Xishuangbanna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University)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自然·可持续发展》(Nature Sustainability)期刊上发表题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环境挑战》(EnvironmentalChallenges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文章指出,“一带一路”倡议(BRI)将极大地影响未来全球贸易,同时也对环境带来极大的挑战。研究呼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严格的战略环境和社会评价(SESA),提高环境保护标准。   一、“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环境的影响   新的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可以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但是当其通过环境价值较高的地区时,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BRI沿线经过的一些区域就是如此,如东南亚和热带非洲的部分地区。道路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包括野生动物死亡率增加、限制动物迁徙、污染(化学品、噪音、光)和入侵物种的传播。在热带森林,开辟新的道路和其他线性基础设施可能会增加非法采伐、偷猎和火灾。此外,腹地开发必然会导致额外的道路和输电线建设。总体来说,交通网络的扩张将增加栖息地损失、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周围景观的退化。这种影响(已经在一些地区很高)会降低生态系统服务,可能会推动一些生态系统超越临界点,在这些地方,很小的负面变化都可能会导致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的突变。   2017年5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对BRI陆地沿线与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地区之间的重叠进行了初步的空间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沿线重叠范围内有265种受威胁的物种,其中包括39个严重濒危物种和81个濒危物种。沿线与1739个重要鸟类地区或重点生物多样性区域以及4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或全球200个生态区重叠。报告指出,BRI沿线将潜在地影响其覆盖的所有受保护区域。结果是,基础设施发展存在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此外,为了便于获得和使用自然资源,BRI沿线的保护区可能存在被降级、缩小规模和取消的风险。   BRI基础设施将加速原材料的开采和使用,例如,用于生产混凝土和水泥的沙子和石灰石,以及化石燃料等。沙石开采已经超过了其自然再生率,严重影响河流三角洲、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已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3左右,水泥生产(主要用于道路建设)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对管道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将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被开采的比率,进一步导致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较高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与BRI相关的海运将进一步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总体而言,虽然BRI旨在对人类发展有益,但可能对环境造成巨大的损害,并且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危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好处。相比之下,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确保人类和环境的福祉。   二、“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战略环境和社会评价(SESA)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一些环境立法以及国家和地区政策,以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当前,中国的目标是通过采用新型绿色技术和更高的环境标准,大大提高环境监管,减少污染和转型产业。但是,对于从BRI投资中获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区域,提高社会和经济标准是其主要的目标,对自然资源保护还不是一个优先事项。   如果处理不当,BRI的负面环境影响将会对世界上的穷人影响最大,从而危及其旨在帮助人类实现福祉的目标。因此,BRI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中国及其合作伙伴将中国《“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中设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付诸行动。该规划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是BRI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   文章呼吁BRI及沿线的每个主要经济体需要进行战略环境和社会评价(SESA)。SESA应提供一个拟议政策对环境影响的系统评估,确保在决策的早期阶段得以适当的处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律要求主要经济开发活动需要SESA。此外,特定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EIA)可以防止不可挽回的损害,并产生实质性的保护和社会效益,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加碳储存和改善水质。对于这样可有效避免BRI有害影响的环境评估,中国及其合作伙伴需要考虑到SESA不仅是一个正式的要求,也是增加BRI价值过程中重要的步骤。当基础设施项目涉及跨界,并由国际、国家和私募基金共同资助时,EIA和SESA会变得更加复杂。然而,BRI和大多数跨界基础设施项目一样,将由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进程的子项目组成。最终,各国政府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来指导其发展,从而确保对生态和社会的影响最小。   三、“一带一路”倡议将挑战转化为机遇   BRI涉及到的许多国家和私人或公共实体可能将是向环境更加严格范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具体而言,资金实体是高度多样化的,包括由政府直接控制的银行、多边和私人银行,以及私营机构和企业投资者。如此多样化的资金来源使得SESA的实施和采用一致的环境保护充满挑战。文章建议,BRI的主要行动者应抓住机遇制定严格的SESA框架和指导方针,以便可以足够灵活地适应区域的特性。   BRI涉及到的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将被要求遵循SESA框架和指导方针,并将每个项目资助与环境可持续的符合性联系起来。在大多数融资来自政府控制的银行的优惠条款下,将环境条件附加到贷款中是执行环境标准的一种可能方式。为及时提高人们对BRI可能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意识,需要在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人员(包括政府、金融机构、开发商、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与研究人员(调查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和气候变化减缓)之间进行对话。因此,SESA过程应该涉及所有的主要行动者。   BRI也是一个提供资助的机遇,以支持研究和监测BRI在建设和运营阶段的各种环境影响。这需要在施工开始前收集良好的基准信息。一个重要的进步是中国科学院牵头的“数字丝绸之路”(DigitalSilk Road),其目的是分享来自卫星图像和其他地球观测的大数据。但是,基于地面的可能对BRI影响敏感的物种信息是基础。因此,BRI可以促进环境研究,以绘制对生物多样性和碳储存的高价值地区,尤其是在亚洲东南、中部和西部的偏远地区。   中国和BRI涉及的所有国家应该在严格的SESA框架内规划基础设施,并以不同的方式建设基础设施,以响应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通过这种方式,BRI将成为提高标准、制定更高标准的一个独特机遇,是将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实施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的最佳实践。 [廖琴] 编译   (版权说明:转载请联系本中心、并请备注来源及作者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