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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7日，《气候政策》（Climate Policy）期刊发表题为《中国的国家碳排放交易计划：来自试点排放交易计划、学术文献和已知政策细节的经验教训》（China’s National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Lessons from the Pilot Emission Trading Schemes, Academic Literature, and Known Policy Details）的文章，针对中国碳市场政策设计提出了建议。 

　　中国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China’s 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以下简称C-ETS）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然而，关于即将到来的C-ETS的具体细节却知之甚少。近期中国的环境治理体制发生重要的重组变迁，审查C-ETS的已知细节非常重要。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联合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的科研人员，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设计的十个步骤^[1]，结合目前对中国国家碳市场的了解，以及试点计划和学术文献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碳市场政策设计提出了建议。主要包括： 

　　（1）准确的排放数据对于设计和实施都非常重要，其可用性决定了C-ETS的范围。中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是收集8个重点行业的历史碳排放数据。各行业数据的可用性差异很大，电力行业的排放数据最容易获取。数据可用性的多样性决定了C-ETS的行业范围：目前的默认目标是从电力行业开始实现逐步覆盖，而不是在计划推出时覆盖所有行业。在具有足够的管理资源和有效实施的结构的行业部署这种渐进式覆盖，可以加快碳交易体系的实施、学习、能力建设、经验和信心。 

　　（2）利益相关者协商过程对于有效设计至关重要，中国可通过试点碳排放交易体系积累丰富经验。中国的试点过程对于碳交易计划的社会化和实施问题的发现非常重要，这一过程导致福建省自愿加入该计划。业内人士与相关协会的早期参与可加快推进设计过程。此外，还需要参与政府机构的设计过程。在中国，设计责任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转移到生态环境部，这将有机会同时利用环境与能源数据来保证排放报告和数据的完整性。 

　　（3）目前关于强度目标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信贷的政策与立场限制了C-ETS的市场设计。中国致力于哥本哈根时期的强度目标，并在五年规划过程中将这些目标列为碳和能源强度目标。与此同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CDM审批程序、中国CDM政策以及国家发改委“国内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s）批准的国内协议和项目可能会导致大量潜在的可抵消排放量冗余。因此，到目前为止，对碳价格水平的担忧使碳排放权抵消措施无法实施。 

　　（4）最关键的是碳交易上限的性质。C-ETS的成功往往表现在价格水平方面，而不是实现减排。然而，对减排来说，最重要的是碳交易上限是否能保证减排。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讨论的“基于比率”（rate-based）的上限与事后调整带来的确定性很低。相反，“基于质量”（mass-based）的绝对上限加上有条件地使用排放许可，将使中国碳市场保持灵活性，同时确保限制二氧化碳排放。 （裴惠娟 编译）